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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密集型成長戰略
密集型成長戰略，也稱為加強型成長戰略，是指企業充分利用現有產品或服務的潛力，強化現有產品或服務競爭地位的戰略。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簡析密集型成長戰略，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簡析密集型成長戰略1
密集型成長戰略，也稱為加強型成長戰略，是指企業充分利用現有產品或服務的潛力，強化現有產品或服務競爭地位的戰略。
密集型成長戰略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市場滲透戰略、市場開發戰略和產品開發戰略。
(1)市場滲透戰略
市場滲透戰略是指企業通過更大的市場營銷努力，提高現有產品或服務現有市場份額的戰略。
市場滲透戰略的主要實現途徑包括提高現有顧客的使用頻率、吸引競爭對手的顧客和潛在用戶購買現有產品。
實施市場滲透戰略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銷售人員、增加廣告開支、采取多樣化的促銷手段或加強公關宣傳。市場滲透戰略既可單獨采用，也可同其他戰略結合使用。
市場滲透戰略主要適用于以下幾種情況：
①企業產品或服務在現有市場中還未達到飽和;
②現有用戶對產品的使用率還可以顯著提高;
③整個產業的銷售在增長，但主要競爭者的市場份額在下降;
④歷史上銷售額與營銷費用高度相關;
⑤規模擴大能夠帶來明顯的競爭優勢。
(2)市場開發戰略
市場開發戰略是指將現有產品或服務打入新市場的戰略。市場開發戰略的成本和風險也相對較低。實施市場開發戰略的主要途徑包括開辟其他區域市場和其他細分市場。
市場開發戰略主要適用于以下幾種情況：
①存在未開發或未飽和的市場;
②可得到新的、可靠的、經濟的和高質量的銷售渠道;
③企業在現有經營領域十分成功;
④企業擁有擴大經營所需的資金和人力資源;
⑤企業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
⑥企業的主業屬于正在迅速全球化的.產業。
(3)產品開發戰略
產品開發戰略是通過改進或改變產品或服務以增加產品銷售量的戰略。
產品開發戰略的實施途徑包括開發新的產品性能、型號、規格和質量差異。實施產品開發戰略通常需要大量的研究和開發費用。
產品開發戰略適用于以下幾種情況：
①企業產品具有較高的市場信譽度和顧客滿意度;
②企業所在產業屬于適宜創新的高速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
③企業所在產業正處于高速增長階段;
④企業具有較強的研究和開發能力;
⑤主要競爭對手以類似價格提供更高質量的產品。
簡析密集型成長戰略2
摘 要：面對中國具有無限供給特征的勞動力資源，很多經濟學家通常具有勞動密集型戰略發展的偏好，誤認為技術集約與充分就業負相關，從而堅持勞動密集型戰略有利于發揮勞動成本優勢和實現充分就業等不當主張。而事實上勞動密集型戰略面臨著技術和效率兩方面日益強化的剛性約束，不是勞動密集型而是技術集約型戰略將會長期促進充分就業和提升中國經濟長期競爭力，而勞動密集型戰略則內涵了諸多的負面效應，中國高就業壓力的根源也另有所在。中國應采取科技密集和創新主導的集約式經濟發展戰略，以此作為持續提升中國經濟核心競爭力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根本創新路徑。
關鍵詞：勞動密集，競爭優勢，充分就業，發展戰略
很多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鑒于中國具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稟賦，企業用大量價格低廉的勞動替代價格相對高昂的技術，既可以使中國產品具有國際貿易的競爭優勢，同時也可以促進國內的充分就業，因而需要奉行勞動密集型戰略。他們大同小異的各種文字表述之間，實質上普遍地暗含了勞動密集與充分就業“正相關”的基本觀點。在分析方法上，大多是就現有就業機會盡可能平均分配的靜態分析，而不是基于長期競爭力提升和就業創造的動態考察，普遍開錯了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戰略處方。本文作者理性分析后認為：勞動密集型戰略不宜提倡，而科技集約型戰略既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力，也更加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從而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根本路徑和首要方略。
一、勞動密集型戰略的兩大剛性約束：技術與效率
目前普遍流行的勞動密集型戰略的理論傾向和政策建議，其關鍵詞是“勞動密集”，其潛臺詞是盡最大可能地用勞動替代技術，其模式是對人力資源的粗放配置，其理論“基因”源于計劃經濟。從表面看來，勞動力過度豐裕必定導致勞動力價格低廉，推行勞動密集型戰略似乎既具有國際貿易的勞動成本優勢，也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但是，勞動密集型戰略存在兩大剛性約束。
（一）勞動密集面臨著技術剛性約束
在知識創新浪潮引領的現代經濟體系中，從靜態層面進行分析和描述，既不是所有產業也不是多數產業可以大規模推行勞動替代技術的發展路徑，而且從動態視角進行考察和判斷，可替代的產業界面也會日益縮小，可替代程度會愈加有限。隨著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日益提速，現在絕大多數產業中無法靠主觀就業意愿來實現勞動對技術的替代過程，主要原因在于技術體系所自然固有的剛性約束。在現代農業生產管理的耕作、育種、播種等幾乎所有環節，都存在著先進技術大規模地替代人力勞動的廣闊空間和普遍趨勢。現代工業生產程序越來越復雜，其精度要求日益提高，其環境要求也愈加苛求（如高溫、高壓、無塵、輻射等），這些要求更非人力所能勝任。手工勞動無法生產現代高科技含量的工業品，使得人力可以替代技術的部分已經越來越少。人為的強行替代必定會扭曲產品技術要求，造成劣廢產品和資源浪費。在現代高智能、高科技、創新型和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服務業領域中，大體也是如此。技術進步剛性或提升粘性，使得勞動替代技術僅僅局限于很狹窄的傳統產業領域，而且也僅有越來越小的可能性。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S.Phelps）在評價中國經濟時曾精辟指出：“中國必須改變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也就是說，為了追趕上美國和歐洲已經掌握的更高技術水平，中國應該采取更強有力的國內政策與措施，來進一步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以成功地過渡到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科技發展的階段。”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在知識創新主導的現代經濟體系中，勞動密集型戰略面臨著很多無法克服和日益強化的技術剛性約束，不具有產業普適性和戰略長久性。
（二）勞動密集未必便宜或可能更昂貴
如果因為中國工資水平低于其他國家，就認為中國具有勞動成本優勢，將會是一種非常片面的誤解。因為是否具有勞動成本優勢，主要不是根據工資絕對水平差異，而是根據由勞動生產率決定的單位產品成本中工資含量的多少。如果中國工資絕對水平低于其他競爭性國家，但其勞動生產率比其他競爭性國家更低，這就意味著中國不是具有勞動成本優勢，恰恰相反的是具有勞動成本劣勢，在中國使用工資雖低，但勞動生產率更低的勞動力非常不劃算，勞動價格不是低廉而是昂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蘭·斯密德（Allan A.Sehmid）的一個研究結論是：“低工資絕對不能等同于低廉的勞動力。”我們假定中國與某一競爭性國家A生產同一種國際市場競爭性產品B，中國工人日工資僅為A國工人日工資的50%，但中國工人日生產率卻僅為A國的25%，其結果是，A國生產單位B產品的工資費用卻僅為中國生產單位B產品工資費用的50%。在國際競爭性市場上，反而日工資水平高的A國生產的B產品具有勞動成本優勢，而日工資水平低的中國生產的B產品卻具有勞動成本劣勢。國別之間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優勢不在于勞動工資水平高低，而在于勞動生產率高低，只有把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結合起來分析勞動成本問題，才能真正確認是否具有勞動成本優勢，從而使其結論具有科學性和普適性。單就工資水平而言，無法確認是否具有勞動成本優勢。因為根據效率工資理論和眾多國家經驗，恰恰是高工資水平國家通常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高生產率與高工資之間具有高度的正相關關系，兩者之間互為根本解釋變量，與勞動密集型必然相伴隨的低工資必定導致更低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中國眾多經濟學家單純依據中國工資水平低而確認中國具有勞動成本優勢，進而普遍主張勞動密集型發展戰略，就顯得非常草率、過于簡單和十分片面。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曾經指出：“德國技術工人的工資成本是中國技術工人的15倍，然而，德國仍然是強大的制造業中心。……首先每單位產出的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在低工資地區也許不一定會較低，因為較低的工資可能會被更低的勞動生產率所抵消。”概而言之，勞動密集只能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或集中投放，從而只能導致“中國制造”而不是“中國創造”之劣性均衡的長期存在，這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重大經濟陷阱。
二、技術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充分就業
人們擔心如果選擇了技術集約型戰略，將會因“機器排擠工人”而導致失業加劇。作者的答案則相反：與勞動密集型戰略相比，技術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因為：
（一）技術集約可以增加原有產業的就業機會
人們在討論機器排擠工人或技術替代勞動時，通常隱含了原有各產業規模不變的前提或假定條件。而實際情況往往是：隨著技術大量替代勞動，首先是產量遞增和成本遞減，其次是價格下降并創造需求，再次是需求拉動并擴大原有產業規模，最后是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和吸納更多勞動力就業。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普遍具有很高的相關性，某一產業通過采用新技術而率先發展必將會推動其他相關產業發展，這種推動力會通過兩條路徑來傳遞：第一條路徑是對相關產業的供需影響。馬克思曾經指出：“產業革命的過程就是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一個產業通過技術集約得到了大發展，必然要求其上游產業供應更多原材料，從而拉動了上游產業的發展，同時它又能為其下游產業提供更有效率的原料產品，這又推動了其下游產業的發展，而該產業的上下游產業又會影響與自己鄰近的產業，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產業擴張效果和升級反應。第二條路徑是技術外溢。許多技術尤其是那些通用技術在原有產業實現突破之后，必定會直接或間接地外溢到其他產業，促進了這些產業規模的擴張，為這些產業搭建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平臺。技術進步對相關產業的積極效應，無論是通過供求來影響還是通過技術外溢來實現，在促進這些原有產業升級發展并使之更大更強的'同時，也必將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著名美國管理學大師費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經明確指出：“各行業的發展歷史表明：每一次革新，無論是發明了一種新的機器，還是引入了更好的工作方法，所帶來的是所在行業工人生產能力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不是更多的工人失業，而是帶來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從而需要更多的工人投入到工作中去。”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進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產業部門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規模，從而必定引發持續擴張的勞動需求。
（二）技術集約可以催生新興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就業增長源
查閱相關資料后我們發現，從1820-1999年，世界人口在不到200年的時間里從10億猛增到60億，而今這一人口數字已增加到65億之多，這些新增人口的絕大部分就業機會，都是由新興產業部門來提供。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技術集約型增長方式，使得“人均產量的大幅增加，只會為工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不是導致更多的工人失業。這樣就徹底推翻了‘工人產量的增加，帶來的是其他人的失業’的謬論。”“在1939年的職業名稱字典版本中，它包含有17500個職業名稱。在1977年的版本中，有2100個職業名稱被加進這個字典中。在1996年的版本中，又有840個職業名稱被加進去。”這說明技術進步和技術集約將會創造更加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從而使得就業機會增多。勞動密集型戰略主張的基點在于對既有規模就業蛋糕的聚眾分割，而不是著力于將經濟蛋糕做大的就業機會創造，盡管因形式上具有“民本主義”浪漫色彩而非常動聽誘人，且很容易迷惑政府和公眾，但卻是一個既無效率也不公平的“發展陷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分析美國經濟技術進步與就業增長的關系時就曾經指出：“技術的改變已經導致就業的結構性變化，但并沒有導致工作機會的凈損失，而且也沒有理由相信未來會有這種損失。”“美國經濟在過去的25年間新增了450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服務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要遠遠多于制造業所喪失的機會。”技術集約和產業升級肯定會導致就業變化，在短期中也會表現為一定數量的結構性就業機會喪失，但從長期趨勢和宏觀總量分析，由此所產生的就業機會增量，在抵消了短期的結構損失之后，則必定會出現更多的長期性宏觀總量剩余。
三、勞動密集型戰略的長期負面效應
（一）勞動密集無法造就國際競爭優勢
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顯著的長期競爭優勢，但與其產品“價廉”顯著相關的則是其高新先進科技，技術集約使其生產率更高，反而使其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更低，從而造就了其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優勢。其“物美”就更與勞動價格不沾邊，幾乎完全是依靠高新先進技術。與日本等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并不具有科技性能和附加值優勢，而極為有限的“價廉優勢”也絕對不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密集配置，而主要是憑借廉價的資源供給和環境污染，很多資源價格的低廉水平因產權模糊而遠未體現其稀缺程度，長期而巨大的環境污染因缺乏有效監管而基本免費，因而中國產品“價廉”根源于資源價格失靈和環境免費污染。但隨著中國資源稀缺和環境污染的持續加劇，尤其是伴隨著市場化進程加速推進和WTO規則全面執行，中國有限而脆弱的“價廉”優勢也會消耗殆盡。可以肯定地說，勞動密集型的人力資源配置模式不會具有可持續性發展潛力，更不可能創造、保持和提升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
（二）計劃路徑依賴強化且對國民長期過度負債
中國國內勞動力工資水平低廉是公認的事實，但這是以長期壓低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獲取經濟發展的可怕代價，有悖于使國民勞動更少和生活更好的發展目的。如果勞動力價格因此而長期低廉下去，國民大眾也會失去等待的耐心。“問題的癥結主要在國內——通常是來自政治上的因素。”中國不應該為世界經濟發展長期提供廉價勞動力，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發達國家長期受益而使得中國勞動者繼續受窮，導致中國經濟發展成果長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使公眾所普遍內享，任何一個明智的政府都不會這么做。這一局面完全是由于無視人民生活質量而使得勞動價格被長期嚴重扭曲的結果，實質上是計劃經濟的路徑依賴所造成的顯著惡果，這是一筆政府對人民生活的長期欠賬和過度負債。
（三）劣端效應強化且機會成本高昂
可否這樣假設：在短期內中國因勞動力資源過度豐裕而采用勞動密集型發展方式，而在將來失去勞動優勢時，再從發達國家購買高新技術而大規模地替代勞動。但是，科技發展有其內在演進變遷的客觀規律，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戴維·S·蘭德斯所指出的那樣：“歷史憎惡跳躍，大的變化和經濟革命都不是突然來臨的。它們必定是經過了周全的和長期的準備。”到那時不要說中國將會支付極其昂貴的替代成本，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從發達國家購買到一流的最新主導技術。國家核心競爭優勢就是一個國家經歷長期累積和逐步養成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僅絕對買不來，而且也從未有過買來的先例。中國屆時反而將會由于路徑依賴性、落后粘性和邊緣剛性，而長久地處于國際馬太效應的劣端。正如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所指出的那樣：“盡管發展中國家擁有廉價的勞動力，但它們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仍然缺乏競爭力，因為發達國家的優勢非常明顯，有實力向本國的工人支付高于發展中國家10倍乃至20倍的勞動報酬。”中國在全球化科技日新月異的急劇變革時代，如果不能夠及時盡快地放棄勞動密集型的理論主張、政策導向、路徑依賴和發展戰略，中國將會為此付出在未來無法承受的巨大機會成本。
（四）擠壓技術創新空間并阻抗人口發展
目前在科技創新能力方面，“中國與創新型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表現為，關鍵技術自給率低，發明專利數量少，科學研究質量不高，尖子人才比較匱乏和科技投入不足。”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曾經指出：“全世界研究開發工作（R&D）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在東亞進行的（日本除外）；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研發工作仍然是在北美、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的。……中國在高科技的制造業方面……與迅速提高的技術完全不搭界。”中國科技競爭力的國際排名長期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并有連年下滑的趨勢，就是因為勞動密集型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擠壓了技術進步和創新替代的發展空間。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魯迪·多恩布什（Rudi Dombush）在評價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時認為：“雖然墨西哥的勞動力成本與美國相比是低廉的，但這種低成本也反映了生產率的低水平，以及在某些領域……非常低的產品質量。”這何嘗不是對中國勞動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提示和積極勸告。政府大力主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本來是想保護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但卻會降低貿易和分工水平，因而降低全體人的收入，從而最終通常會損害他們。”計劃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勞動密集型，而且勞動密集到了經濟效率大量損失和隱性失業不堪負擔的程度，其最大弊端就是就業機會的平均分配，導致了長期的共同貧困，阻抗了中國人口的發展進程，我們不應該再繼續沿襲這條令人困惑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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