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

　　經濟增長是世界各國經濟的關鍵問題之一，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更是特別為人們所關注。因此，現代經濟學對經濟增長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及制度變遷理論，都對經濟增長的源泉及內生機制進行了分析。

　　20世紀40年代哈羅德和多馬的長期經濟增長模型被視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出現的標志。但是，由于哈羅德一多馬模型假定資本報酬率是常數，這就間接地假定了資本和勞動在增長過程中不能相互替代，從而使均衡增長的條件（有保證的增長率＝自然增長率＝實際增長率）難以滿足。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在仔細研究哈羅德經濟增長理論之后，放松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定，從而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模型是封閉的，僅研究某一國家的經濟增長，以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經濟和外生技術及其收益不變為其理論假設。該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長期看可稱之為唯一的動力。另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還假定各個國家有相同的機會得到同樣的技術，因而各國間沒有技術水平的區別。該模型由此得出結論：各個相互獨立的國家有很強的使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長率趨于一致的傾向，在各國間要素可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將增強這一趨勢。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設技術進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釋為什么發生技術進步，同樣它也無法解釋世界各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異和實際人均GDP  增長率的差異。

　　以美國經濟學家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充分吸納了經濟增長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長理論中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局限性，為經濟增長理論帶來了生機和活力。羅默認為，生產要素的收益問題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長理論關于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是導致其失敗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長模型中放棄了這個假設。在羅默的增長模型中，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不僅進入了生產函數，而且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它們不僅能形成自身遞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遞增的收益保證著長期經濟增長（羅默，1986）。盧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羅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長模型以人力資本為核心，把資本劃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盧卡斯認為正是各國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導致了各國在收入和經濟增長率方面的差異，擴大經濟的開放度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吸收新技術和人力資本，從而更快地實現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盧卡斯，1988）。

　　制度學派對經濟增長則提出了全新的觀點，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本身；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產權制度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諾斯，1994）。他們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費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費用的關鍵在于制度變遷。現代經濟增長中的許多新問題，如公共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經濟市場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等等，都在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找到了解釋。因此，應當承認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事實上，如果生產純粹是一種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工程關系，那么產出的任何變化，除了那些隨機擾動導致的外，都將是投入變化的結果。然而，可觀察的生產函數一般是一種經濟關系，而不是一種純工程關系，因為每一種可觀察資源的使用密集度，取決于勞動者和管理者的經濟決策，這些決策是他們對制度安排、獲利機會等等的反應（林毅夫，1990）。基于這一理由，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不會沒有影響，我們必須將制度作為解釋變量引入生產函數才能更完善的進行增長的因素分析。

　　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是伴隨著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法中最為主流、傳統的方法就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

[1] [2] [3] 

【制度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相關文章：

制度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04-30

融資方式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04-27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遷對云南經濟增長的約束效應分析05-02

對外貿易對青島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05-02

產業結構對地區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04-28

廈門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05-01

體制改革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定量分析05-03

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效應：理論與實證04-30

我國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04-26

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因素分析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