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起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看當前法治建設

　　不久以前，筆者曾參與一起發生在農村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的審理，并在審結后嘗試著以旁觀者的心態對這起案件及其審理過程進行了一次力求深入的思考。當然，由于這起案件極其普通，因而在技術層面上不具有太多理論探討的價值。但從另一意義而言，正因其普通，所以顯得尤為典型，并進而使得對它的思考可以抽象為一種對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狀況的觀照。遺憾的是，囿于筆者自身理論基礎的貧乏，這種觀照同樣顯得膚淺。如果要說還有些許意義的話，大概也僅止于思考后縈繞在筆者心頭的幾許尷尬、欣慰和希望吧。

　　下面，筆者將對這一案件的特點、經過及其相關社會背景作一些簡單的介紹。需要說明的是，只所以要不各筆墨介紹與該案有關的背景因素，是因為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些因素有力地影響和改變著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當前我國社會中法治觀念的發展狀況及其缺憾。同時，為了將該案中一些與主題無關的個別因素剝離開來，以便使下文中對這一個案的思考更具空間上的代表性，筆者以該案所涉及的全部參與者均將以“A、B、C、D……”等符號代表稱，而忽略其各自的本名。由此帶來理解上的一些不便不處，請予以諒解。

　　一、糾紛的發生及案件審理情況

　　這起人身損害賠償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經常可以遇到的民事糾紛。地點在B村。B村是其所屬的A鎮鎮治機關所在地，同時也是基層法院派出法庭所駐地。由于距縣城僅有十公里，就交通、通訊而言，B村并不顯得閉塞，而就經濟發展而言，B村因眾多家庭承包經營戶紛紛從事鋼球的加工、生產，而成為遠近聞名的“鋼球專業村”，其業務觸角遠及全國各地。在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之風的吹拂下，B村的村民自然不能說是還處于蒙昧之中。“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這一類現代法治觀念的產物，也因其在B村的傳播和初步施行，而不再僅僅是使村民們感到新鮮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B村的村級管理機構一直以工作嚴謹聞名，其基層調解工作更是屢受表彰，被公認為是農村調解工作的典范。就此，A鎮分管司法的一位鎮政府官員曾這樣評價，B村工作確實搞得好，歷年來很少把矛盾上交（“矛盾上交”意指村民間糾紛經村委會調解未成，而訴求至司法所調解或訴至法院）。

　　本案原告C及被告E（男）、F（女）（E、F系夫妻關系）均為B村村民。C生于1975年，初中文化，為B村電管員，負責村內部分電費的收繳。2000年10月6日，C與被告E、F因收電費一事發生爭執。雙方互相辱罵中C罵了F一句“偷人婆”（方言粗口，意指女性作風不正派）。此時E、F即上前毆打C，并致C多處軟組織挫傷。后經治療C用去醫療費500元。

　　糾紛發生后，B村村委會即召集雙方當事人及其親友進行調解。后村委會提出如下調解方案：E、F謾罵且毆打C致傷，后負賠償責任；C辱罵F引起糾紛擴大，應自負部分責任。故C的醫療費由E、F負350元，其余由C自負。在C已同意上述方案的情況下，F提出，B村村規民約（該“村規民約”系由村黨支部制訂和公布，未經村民代表大會討論）規定，凡辱罵她人為“偷人婆”者，由村委會處罰款200元。故應罰C200元，否則F將不同意調解方案。B村村委會成員均表示F的意見可予采納，由此導致C的不滿。調解未成。

　　其后，C即委托年輕的律師D（生于1969年，自學考試獲得法律專業大專文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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