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探析

　　證據制度是整個訴訟制度的核心，刑事證據是認識案件事實的唯一手段，這種認識應達到何種程度則是我們研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時所應予解決的問題。所謂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運用證據證明待證事實應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解決行為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立法上對刑事訴訟應達到的程度所作的概括性規定，此一規定雖然從立法上對證明標準給予了規范化，但學術界和實務界對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認識卻極不一致，主要存在“客觀真實說”、“法律真實說”、“兩個基本說”之爭，其中又以“客觀真實說”和“法律真實說”的爭論據主導地位。對這場爭論，筆者認為應該跳出固有思維定式，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刑訴證明標準。因此，不妄自菲薄，以淺陋之識擬在對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試作評析的基礎上，構建一種更為明確、具體、更具可操作性，并與當前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與效率”主題相適應的訴訟證明標準，求教方家。

　　一、客觀真實說的評析

　　我國刑事訴訟的目的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可見，我國刑事訴訟的首要任務是打擊犯罪、懲罰犯罪分子，保障人權。因此傳統證據法學理論認為我國刑事證明的任務是要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并且在這種刑事訴訟思想的指導下，主張以客觀真實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客觀真實說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基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認識能力是無窮的，客觀世界的任何客觀實在人類都是可以認識的。案件事實都是已經發生的并不再重現的客觀事件，但這一客觀事件總是由多個特定的客觀物質組成，這些客觀物質即證據材料都是客觀存在著的，因此辦案人員即可以自己的認識能力，收集和運用掌握的證據材料，進行邏輯思維，將已發生的過去的案件事實再現在人們眼前，從而揭露、證實犯罪。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則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客觀真實說一直以來在我國法學界占據著主導地位，并影響著廣大法律實務者，但由于該學說的先天缺陷，近年來，尤其是隨著證據法學研究的全面拓展，越來越受到學者的反對。（1）筆者認為客觀真實說在我國傳統證據法學理論中占主導地位，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們一直過分注重實體真實所致。導致這一學說受到挑戰的主要原因乃是訴訟模式的改變及程序獨立價值的日彰所致。

　　1996年我國刑訴法修改以后，訴訟模式由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轉換為兼具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特征的符合我國法治國情的混合型訴訟模式。在這一訴訟結構之下，職權主義被弱化而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卻倍獲尊重。人權保障功能成為我國刑事訴訟首選的價值目標，非法證據被排除在訴訟程序之外，毒樹之果理論影響至深。由此一味追求案件事實真相的“客觀真實說”不斷受到挑戰，雖然傳統的客觀真實說已發生了一些轉變，認為“在具體案件中，除了承認絕對真實以外，也承認有相對真實的成份。”（2）但筆者認為，這種變化并不能克服客觀真實說的不足，在理論上依舊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客觀真實說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指導，但卻對認識論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忽視了認識論的辯證法，曲解了絕對真理與相對其理的辯證關系。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包括三個基本構成要素：（3）一是反映論，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堅持認識的規律應是從主觀到客觀，從而與唯心主義相區別。二是可知論，認為物質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人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動物，是能夠認識和把握客觀世界的。三是堅持認識論的辯證法，認為人類的認識活動是一個認識—實踐—再認識的無限發展的過程，對事物的認識只能無限接近客觀真理，但不可能獲得絕對真理性的認識。客觀真實說認為“只要充分發揮辦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重視調查研究、收集證據，是完全有可能掌握對查明案情具有意義的一切事實。”充分夸大了人的認識能力。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堅持可知論，認為人類有認識世界的能力，是可以認識客觀存在的現實世界的。但這里所說的“人的思維”并不是指單個人的思維，而是“作為無數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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