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農民媒介素養與可持續生計關聯分析論文

　　農民失去土地是一個國家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現象。在我國，失地農民在為城市化進程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面臨著如何從農民身份轉向市民身份的巨大挑戰。某種意義上說，失地農民群體的安置工作及其身份轉型關系著城市化的進程與質量。這項工作作為一項長期性的系統工程，其重點和難點是如何解決他們的可持續生計問題。所謂“可持續生計”，是指個人或家庭為改善長遠的生活狀況所擁有和獲得的謀生能力、資產和有收入的活動[1]。從可持續生計的內涵出發，我們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影響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政策制度的障礙，其二是失地農民自身主體性素質障礙。毋庸置疑，為了切實保護失地農民的利益，保持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政府對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安置工作高度重視，在這方面做了積極、有益的嘗試和努力，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機制。按照現行的征地補償安置政策和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失地農民近期的基本生存問題能夠解決。但是失地農民主體性素質的欠缺成為制約其可持續生計的決定性因素。具體表現在相當一部分人缺乏非農產業的從業技能，面對巨大的環境變化與身份轉型產生了較大的心理沖突與困惑[2]。

　　面對失地農民城市化進程中就業難的嚴峻局面，各級政府都在探索合適的方法來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典型做法就是通過加強就業技能培訓，增強就業能力來解決失地農民就業難的問題。我們看到，針對失地農民的就業培訓工作，我國各級政府還是相當重視，啟動了失地農民培訓工程，舉辦各類有關培訓班，為失地農民提供免費培訓。然而該項工作的效果卻一直不理想。這固然有培訓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問題，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就是這種培訓也只能解決短期的問題，不能從更基礎的層面解決失地農民身份轉型的社會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轉換角度，探索如何解決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新途徑。[3]

　　在當今的媒介信息時代，大眾媒介對每一個公民生活的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影響）已經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媒介可以說是無孔不入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因此，考察失地農民與媒介的關系，探索如何讓失地農民能夠“建設性”地享用無處不在的大眾傳媒，促進其自身的發展和身份轉型，建立可持續生計，提升其生活質量就成為我們解決問題的嶄新視角。[4]

　　一、失地農民媒介素養與可持續生計的關系

　　考察失地農民與媒介的關系，則必須引入媒介素養的概念。媒介素養概念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對其概念與內涵的解釋存在一些分歧，有學者經過分析認為，媒介素養概念包括三個層面，即能力模式、知識模式和理解模式。但是相比較而言，能力模式的媒介素養概念更容易為公眾所接受。因此，基于能力模式，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在1992年提出了媒介素養的定義，即媒介素養指人們面對各種媒介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從更一般意義上的媒介素養內涵來看，媒介素養包含了媒介信息的認知、理解和參與三個層次。從媒介素養的概念與內涵來看，生活在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廣大社會公眾媒介素養水平的高低已經成為影響其生活工作的重要基礎性因素。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就會發現失地農民媒介素養水平與其可持續生計存在密切的關系。

　　（一）較高的媒介素養有助于失地農民獲取更多的非金融性資產

　　資產在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建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按照慣常的理解，資產往往等同于金融財產（如存款、土地經營權或住房等），但是在可持續生計的框架下，資產還包括個人的知識、技能、社交圈、社會關系和影響其生活相關的決策能力。從這個框架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某種程度上非金融性資產在失地農民的可持續性生計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筆者所在的課題組對蘇州市近郊失地農民的一項調查數據表明，有35.4%、31.2%和12.5%的受訪對象選擇了以“獲取信息”、“娛樂休閑”和“溝通交流”為目的的媒介消費行為；而分別有10.3%、4.6%和6.0%的受訪對象選擇了以“打發時間”、“學習技能”和“有目的的媒介消費行為”。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上述媒介消費行為無一不是與非金融性資產的獲取密切相關的。但是媒介接觸狀況與媒介消費動機只是提供了失地農民獲取非金融性資產的一種渠道或者說是可能，實際獲取狀況則取決于其自身媒介素養的高低。

　　（二）媒介可以緩解和調節農民在身份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困惑

　　“當社會個體或群體背景發生變化時。他們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狀態就變成為一種心理背景。而在新環境中出現的心理反應首先落在這個心理背景上，這時候，如果新環境中的心理反應同心理背景協調，這個社會個體或群體對新環境就適應．否則就無法適應新環境。”[5]顯然，失地農民在由農民轉型為市民時，其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往往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惑。受傳統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影響，在進入社區后，在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方面仍然注重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使一部分失地農民的眼光變得狹窄，最多只考慮家庭親屬之間的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明顯的孤立性特征，難以適應城市社區生活。“土地被剝奪感”“不公正待遇感”“身份認同危機”等等都是外顯的表現形式。這些心理困惑的產生，除了環境改變導致的社會心理變化的慣性使然，究其本質，更為重要的恐怕是在新環境下與生活相關的決策能力的缺失。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失地農民除了原有的生活交往圈子之外，接觸社會的一個重要渠道便是媒體。失地農民媒介接觸動機中居前三位的是“獲取信息”、“娛樂休閑”和“溝通交流”。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娛樂休閑還是溝通交流都有助于失地農民認識并面對現實環境，形成樂于變遷的心態，主動參與社會，跟上時代的發展。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如果具有較高的媒介素養，也就更容易提升新環境下與生活相關的決策能力，更快地適應變革的社會環境。

　　（三）媒介素養水平與失地農民就業機會與質量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可持續生計框架下，謀生能力依然是決定性的部分。雖然謀生能力是一項多因素交織作用的復雜能力，但是其最外在的表現實際上就是就業能力。站在可持續生計的角度，就業能力與個人所擁有的非金融性資產相關，包括知識、技能、社交圈等等，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上述資產的積累往往非一朝一夕所能迅速改變的。而在失地農民就業能力的直接影響因素中，獲取就業信息是重要的一環，也是與媒介最為密切的一環。我們調查發現，很多有較為穩定工作的失地農民都是通過電視報紙等媒介來尋得工作機會的，且這部分農民平時接觸的媒介較多，參與度很高。而那些媒介素養較低的農民大多數很少獲得相關就業咨詢，媒介素養較低。另一方面，改變陳舊的就業觀念也是增加就業機會的影響因素。就業觀念的改變，一方面固然與實踐經驗教訓的外力作用有關，但更主動的是在對媒介信息的獲取與正確合理判斷的基礎上逐步建立適合個體的就業觀念。

　　媒介對公民的影響毋庸諱言，然而媒介對公民個體的影響并非都是正面的，其負面影響更不容忽視。對于失地農民群體，我們看到了媒介可能對其可持續生計建立的積極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或是機遇與其媒介素養水平密切相關。媒介素養作為一種融一般素養、文化素養及專業素養為一體的綜合素養，其中某些成分可能自發形成，在我們的調查中也印證了這一點。受訪的失地農民并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媒介素養教育，但他們在與媒介的長期接觸中已經形成了某些方面的媒介素養能力，可這些自發形成的媒介素養能力尚不足以保證他們能“建設性”地享用媒體以獲取更多的非金融性資產，并且提升就業質量。因此，通過某種形式的媒介素養教育，提升失地農民群體媒介素養水平，進而促進其可持續生計的建立就成為我們的現實選擇。

　　二、失地農民媒介素養教育的途徑與策略

　　媒介素養教育作為關乎勞動者生存、發展教育的一項教育內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6]對于失地農民群體，加強其媒介素養教育以促進其可持續生計的建立更是刻不容緩。但是如何開展卻需要更多的研究實踐。結合失地農民自身的情況，筆者認為提高失地農民媒介素養教育需要通過政府、媒介、失地農民自身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實現預期的目標。

　　（一）提升失地農民的媒介認知能力

　　失地農民對大眾傳媒的認知首先建立在一定的媒介接觸頻度基礎之上，因為受眾的媒介接觸與使用情況，是其媒介素養的基礎。政府在這方面有義務也有責任發揮自己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從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策方針的制定方面為包括失地農民群體在內的全體公民創造良好的媒介環境，比如降低有線電視收視費、寬帶上網資費等費用為失地農民群體更好的接觸媒介創造條件。[7]另一方面，與傳統的農民相比，失地農民具有在居住空間上接近或融入城市，且居住比較集中的特點，這就為政府主導，依托社區教育開展媒介掃盲創造了了有利的條件。因此在社區教育中由當地社區組織、高等院校或者新聞機構出師資并合作，引入媒介素養教育的內容是行之有效的方法。[8]引入媒介素養教育并從技術層面入手，使失地農民掌握必要的媒介與傳播學知識，具體內容可以包括：如何理解電視新聞報道、娛樂節目、廣告傳遞的信息；認識電視頻道的特點，基本的計算機操作知識，如何瀏覽網頁、聊天、收發電子郵件等；如何使用手機新媒體收發信息、玩游戲等。以幫助失地農民建立對大眾傳媒的基本認知，提高媒介接觸頻度，奠定更高層次媒介素養能力的基礎。

　　（二）培養失地農民理解與評價媒介的能力

　　理解與評價媒介的能力是媒介素養的重要一環。這個層次的能力一方面與農民自身的文化知識水平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是媒介組織的作用。公眾離不開媒體，即使在需要接受媒介素養教育和培養的過程中也離不開媒體的傳播和引導。從嚴格意義來講，各類傳媒機構和組織的自身品性、思想理念、營銷方式和基本主張等也是媒介素養的一個重要層面。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絕大多數媒體都把主要對象和市場集中在城市，雖然整個國家遠未實現城市化，但媒體卻單獨地率先城市化了。農民、農村被媒體邊緣化了，失地農民則更是在“夾縫”中無法尋找自己在媒體中的歸屬。時不時出現在媒體中關于失地農民群體的報道，則往往是對已經形成的失地農民的負面、刻板印象的強化。

　　因此，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媒體組織更要加強其自身的認知水平、選擇能力、價值取向、傳播技巧和職業道德等一系列的素養，加強對失地農民受眾的深入了解和研究，設身處地地站在失地農民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他們的生存狀態。同時，傳媒應該調整現有的經營觀念、新聞報道理念和方法，形成對弱勢群體的有效關照。媒介特別是地方媒介還可以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開設面向失地農民群體的欄目內容，包括提供就業指導，傳播健康生活方式等等。如果傳媒組織在面對包括失地農民群體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選擇性失明”，那么在該群體中就有可能出現“信息溝”，使他們成為信息社會中被遺忘的群體，他們對媒介的理解與評價能力的提升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提升失地農民參與媒介的水平

　　失地農民對大眾傳媒的使用與傳播活動的參與是其媒介素養的核心部分。這一層面的能力受限有賴于政府從政策法規上切實維護失地農民這一特殊群體的話語權，讓其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有平等對話的地位，有表達訴求的權利，從機制、制度上逐步消除農民話語權利實現的障礙。[9]同時失地農民自身面對新的生活環境，要建立“是時候要改變了”的思想，打破生活交往過分依賴人際傳播的傳統，面對媒介信息社會的大環境，積極主動去了解基本的媒介知識，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以平和的心態主動去接近媒介，通過大眾傳媒來表達自己意見。最終實現借助外力并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媒介素養水平，“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媒介的目標。

　　三、結語

　　失地農民群體作為一個國家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殊群體，其可持續生計與發展不僅關乎這一群體自身，也關乎城市化的質量和和諧社會的建立。通過加強失地農民媒介素養的培養和教育，提升其在媒介化社會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進而促進其可持續生計的建立，成為我們解決失地農民社會問題的一個嶄新視角。當然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失地農民群體的媒介素養教育有其現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其作為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畢其功于一役”，必須從“媒介掃盲”開始，政府、媒介組織和失地農民群體自身多方合力，通過新聞傳媒、各級各類培訓等形式來組織失地農民進行有關媒介知識和技能的學習，使其掌握一定的傳播和媒介方面的知識，學會科學有效地從媒介中獲取和利用信息，建立起必要的防范意識和抵制能力，從而獲取更多支撐可持續生計的非金融性資產，增加就業機會，提升就業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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