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現代人的生存焦慮及其排解論文

　　摘要：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使得人的自我本體性安全基礎發生了轉變，現代人普遍遭遇著生存焦慮，人們在面對將要發生的、與己密切相關的事情時會產生一種由焦躁、不安、憂慮、抑郁等感受交織組成的復雜情緒狀態。焦慮的背后實際上是自我認同危機、風險憂慮、生存意義的迷失、關系焦慮等問題。因而在現代社會中，個體還需要具備應對不確定性的自我調適能力，以排解生存焦慮而獲取發展，這需要個體提高反思性選擇能力，信仰的建構和信任的建立。

　　關鍵詞：本體性安全；生存焦慮；排解

　　安全的需要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本體性安全，則是更為重要的安全形式。本體性安全通過習慣的滲透作用與常規密切相聯，所以，人們在心理上經常希望能預料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和周而復始的東西。“如果這種慣常性的東西沒有了——不管是因為什么原因——焦慮就會撲面而來，即使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的個性，也有可能喪失或改變。”可見，確定性是個體獲取本體性安全的重要基礎，所以對確定性的追求也就成為人類的夢想和持續追求的對象。從社會心理向度看，啟蒙運動本質上是人類追求確定性的體現。它以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為基礎，旨在以一種人為設計的方式建立起確定性的生存環境。吉登斯指出：“風險是能夠控制的，因而也是能夠保險的，這一思想，即人為設計的安全概念的崛起，完全來源于啟蒙運動。”在這種目標導引下，啟蒙運動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科學與民主。科學使人類從與環境的偎依中提升出來，以一種主體的姿態去審視、支配和掠奪自然；民主則表明社會關系中自我與他者關系的轉變，在民主精神的推動下，一切傳統的關系都不再是合法的了，個體成為公民，民主賦予他以主體性地位。WwW.133229.CoM科學與民主成為了人類獲取確定性的兩大武器。如果翻開我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歷史，也能尋找到類似的社會心理。19世紀末葉以來，西方思想的大量輸入，傳統宇宙觀解體，兩種價值系統沖突所帶來的價值混亂等，使得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急需一種世界觀作為他們的價值指標和行為準繩，來幫助他們克服因傳統宇宙觀解體后對世界所感到的茫然，在動蕩中維持心理的穩定。從西方輸入的科學和民主此時迎合了這種需要，不僅成了救亡圖存的良藥，也成為了個人生命所賴以指示迷津，維持重心的世界觀。科學成為了科學主義，民主成為了“烏托邦式的期望”。

　　但遺憾的是，雖然借助科學等理性，人類獲得了改造和重組世界的巨大物質力量，按自己的方式建立起與此前迥然相異的世界，自然也不再“自然”，而成--為“人造空間”；借助民主、自由、平等等原則構建現代社會關系的基本準則，人類社會進入“后傳統社會”(吉登斯語)，然而人類并沒有真正生活在一個絕對安全的環境之中，不僅傳統的外在不確定性沒有消除，而且還出現了一種后果更為嚴重的不確定性，即“人為的不確定性”。

　　據此，自我本體安全的基礎已發生了根本性轉型，現代性一方面通過其“時空伸延”能力影響全球每一個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通過其“滲透能力”影響到自我生活中哪怕最為細微的方面，所以在“人為的不確定性”中的現代人常常缺乏安全感。而本體安全的功能在于控制或排解焦慮，使個體獲得安全和可靠的感覺，“只有依據基本的安全體系即本體安全感的源泉，個體才會擁有通過基本信任從認識上組織起來的與個人和客體的世界相關的自我經驗。”本體性安全的缺乏必然會引致焦慮。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把煩、畏、惡心、荒謬等作為人在世的基本狀態的存在主義在

　　第二，風險憂慮。當代社會的嚴重的人為風險不僅遠離個人的能力，而且也遠離更大的團體甚至國家的控制，更有甚者，這些風險對千百萬乃至整個人類來說都可能是高強度的和威脅生命的。因此，現代人又多了災禍臨近的感覺，而且，許多人早就注意到了，這種感覺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大特征。越來越多的災難類的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的出現便是明證。對于處于轉型期的個體來講，焦慮還常來自對競爭風險的擔憂。轉型前的固定的角色地位所建立起來的穩定的職業心理被打破了，轉型后盡管機會與選擇還在，但持續性挑戰與競爭會把人甩到被淘汰的邊緣，生存的危機感像一片時隱時現的霧氣彌漫在社會心理中。這些情況的出現使自我形成“無力感”和“剝奪感”，被吞噬在各種后果嚴重的風險之中，常對自己、集體行動其果的不確定性產生擔憂。“全球化關聯的出現以及高后果的風險所代表的社會生活參量的出現，對于身處情境中的個體而言，是無法控制的。……它不僅進入到日常生活的領域中

　　去，而且還進入到自我的核心中去。”

　　第三，生存意義的迷失。按照德裔美國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蒂里希的說法，從歷史上看，焦慮大致有三種類型，對命運和死亡的焦慮、對空虛和喪失意義的焦慮、對罪過與譴責的焦慮。而現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是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現代化是一個“祛魅”的過程，科學技術的無往而不勝使得其自己成為一種統治的意識形態，而人文關懷也隨著信仰、形而上學的撤退而一度凋零。所以尼采的“上帝已死”宣告了人的存在的意義之源的枯竭，因為它意味著“沒有一個永恒的給世界以意義的上帝”。這樣一來，生活世界的生存意義的設定只能是現實的世界中的人自身的理性的任務，沒有任何超越的絕對存在可以為人的世界提供意義的支撐。因而“對無意義的焦慮是對喪失最終牽掛之物的焦慮，是對喪失那個意義之源的焦慮，此焦慮由精神中心的喪失所引起，由對存在的意義這一問題的回答(無論此回答是多么象征的、間接的)所引起。”

　　第四，欲求焦慮。人的生存根本上還是意義和價值生存，物質天堂的諾言根本無法消除生命的痛苦。其實，焦慮并非只是來自直接的貧困，在現代社會，“幸福”越來越和物的消費符號，如名牌、流行、檔次相聯系，并以貨幣的擁有量為標志。這時“幸福”便開始遠離平凡、遠離信仰世界的平衡，成為一種物化的生活標準，一種不斷上升的欲求滿足。與物質幸福追求相伴隨的欲求焦慮便出現了。

　　第五，因“純粹關系”而產生的關系焦慮。現代社會要求一種反思式組織起來的生活規劃，而這種規劃又是在不確定性及多樣選擇的情形下完成的，傳統的血緣關系和親密關系已經不能再充當社會關系的紐帶了。“親密關系”開始轉向“純粹關系”。而“純粹關系是一種外在標準已被消解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也僅僅是為了這種關系所能給予的某種獎賞”。所以這種關系隨時可以中斷，只有當這種關系能夠為關系各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報時，它才能得到維系，而一旦有一方感到不適或需要中止，它就會隨時被打破。在這種關系中，道德情感很難再如傳統社會那樣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定位的穩定基礎，相反它將不可避免地被相對化。所以“純粹關系”常是脆弱不堪和變幻莫測，難以為自我提供足夠穩定的關系紐帶，它使自我生活在一種不確定的社會關系結構中。“切斷了外在的道德標準之后，在富有命運特征的時刻以及在其他生活轉變的時刻，純粹關系作為安全感的源泉，便有其弱點了。”隨著反思性程度的加深，人只能越來越陷入生存的孤立與經驗的封存之中。

　　人對確定性的訴求與世界非確定性之間的矛盾是人們生存焦慮的終極根源。但現代社會，人們那種清晰的世界圖景、未來遠景和自己在世界中的坐標都不再是一勞永逸的了，人們不可能徹底解決生存焦慮的問題，而現實生活又要求人們不斷地對這些做出勘定，尋找回家的路。從某種程度上說，人無法選擇自己生活的大環境，但可以依靠調整自己的心理和行為來適應社會。因而在現代社會中，個體還需要具備應對不確定性的自我調適能力，以排解生存焦慮獲取發展。

　　第一，提高反思性選擇能力。在由全球化所推動的現代社會中，自我認同感的獲得只能通過個體反思性活動來塑造。在這一過程中，個體必須以一種合理而連貫的方式把對未來的設想與過去的經驗聯結起來以便把全球性信息與當地}生生活整合起來。其中反思性選擇是在這個世界上“繼續”的一種必然性的手段和自我認同過程中的一種機制。如果在零碎不全和相互矛盾的信息中缺乏反思性選擇的能力，肯定會被信息淹沒而失去自我認同的統一性。所謂反思性選擇，首先是學會對可能性進行“過濾”，而不是固著于先前的信仰和熟悉的生活方式或全部吸收各種信息或放棄選擇。二是要在“富有命運特征的時刻”(吉登斯語)重新去思考我們的.過去、存在和對未來的設想，考慮未來盡量多的可能與風險，動員我們現在擁有的所有的資源去做選擇，包括借助專家系統。不僅僅要考慮我們個人的存在意義，還要考慮他人的存在意義。三是認識并且善于確定自己的目標，在明確的目標下才容易做出同一性的選擇，成功地控制外部環境，而且能夠控制自己的沖動。四是在多種選擇與判斷中，自我必須在多樣化的場景中始終保持其得體的行動方式，“自我的呈現”必須小心謹慎地隨時得到調整。

　　第二，信仰的建構。信仰是人的精神家園，是在不確定性中緩解本體性安全缺失的沖擊的有效方式。不論是生存意義迷失的解決和欲求焦慮的排解，從根本上來說都必須建立在信仰的建構上，用非物質旗幟去調適因“祛魅”和物質欲求過度而產生的焦慮。通過信仰可以超越人生的空虛和恐懼，將肉與靈的沖突、有限與無限的矛盾解決，從而使人過上一種心理安全而有意義的生活。當然個體的信仰的建構在現代社會中既有契機，也存有相當大的困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但新的發展價值觀已經在全球范圍內蘊生出基本的共同理念，信仰的建構可以從發展價值觀念的重構開始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第三，信任的建立。個人存在于世，但并不是簡單地“在”，而是“生活”、“實踐”于這個世界上，并與生活世界處于互動之中。因而日常生活的習慣、慣例及其有效性，對于個人行為選擇、安全感、期待有著重要意義。個人可以從一種有效的習慣、慣例的存在中獲得穩定的心理－情感依存，在心理－情感、習慣、慣例中免卻由于面對新境遇而可能形成的緊張不安，泰然處之。一般說來，若心理一隋感依托失卻，伴隨著的將是由于既有生活模式、存在框架的缺失而導致的畏懼、焦慮不安。在現代風險社會這種心理－情感的獲得依賴于一種“他人誠實的假定”，只有在這一假定之下，我們才能設法了解別人，逐漸信任別人，敢于用差異作為發展積極情感、實現情感溝通的手段，反過來又通過這種手段去增強對別人的信任。對他人的積極信任不僅會產生跨時空的團結，而且是個體獲得自主和自我認同的條件。因此，信任是人們基于生活經驗對社會關系的心理一隋感把握，信任關系已不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原初承諾及其踐行關系，而是變為一種內在信念。“信任意味著是對‘承諾’的一種跨越，這是不可化約的‘信念’的一種品質。”所以，吉登斯認為，信任的對立面并不是“不信任”，而是存在性焦慮或憂慮。在現代風險社會，個體如果缺乏基本的信任，即使是最不經心的與他人的相遇也都有可能引起焦慮。因而信任是抵御焦慮的持續性保護機制。尤其是在“純粹關系”之中，需要主動構建個人信任，相互開放自我、接納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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