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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土神秘主義特征解析論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本土哲學 思想源流
摘要:尊神祭祖與敬天保民,八卦、陰陽五行和元氣論,“天人合一”的觀點和神學的實踐,曾經積極意義上的本土哲學在時代的進程中,一步步淪為阻礙科學和社會進步的思想枷鎖。本文對此進行了批判。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天人合一”的觀點在提供的人與自然的和諧觀的同時。對天人關聯的強化使之傾向靈學。論文百事通而“萬物有靈”的泛神論或許還是科學胚芽的基料。道家對于天地本原為“氣”的樸素解釋,導致了后來的醫學、文學、養生、哲學等一系列的“氣”的泛濫,為“老莊”始料不及……從魏晉玄學而始,中國古代哲人變得那么理性,那么超然物外,那么鄙視經驗而崇尚理想,以至于明代意大利教士利瑪竇在穿著中國的儒服向中國人謹慎地傳授西洋宗教,一并帶來西方的自然科學信息時,我們仍躺在“四大發明”的光榮簿上,承續宋代的“程朱理學”、明代的“陸王心學”和清代“致力、訓詁、考據”的“樸學”……回顧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了解中國本土哲學思想的源流.在倡導科學發展的今天仍有認識意義。
一、尊神祭祖與敬天保民
中國文化的源頭在哪里?在殷墟龜甲獸骨的紋路里。從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到圖騰崇拜和祖宗崇拜,萬物有靈觀念構成原始宗教、亦即原始文化的源頭。
到了殷商時代,迷信之風日盛,問卜之舉頻仍,鬼神這種支配自然和社會的神秘力量。被人們無條件地接受和依從。《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殷人敬祭天“帝”,因為那同時又是他們的祖宗,進而認為.尊天即尊祖,祭祖則為保民。商代崇拜的“帝”或“上帝”.在卜辭中一再出現,為人類和自然的最主宰。《詩經?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長發》又云:“帝立子生商。”可見商來歷不凡,君權源自神授。商人所保之民.是自然血緣下的人。這些稱商的民族,在周朝統治下四散避難,作買賣為生,是今天經商之人的祖師。
周人有周人的作法,神給人類的幫助似乎是有限、無形的.學乖了的“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記?表記》)。他們不但敬天,而且注重人事,提出了屬于道德范疇的“忠”。
其實,殷人尊神祭祖,周人敬天保民,其實質均為維護統治。由于這些方式行之有效,后世多有仿效.這就注定中國的有神論思想將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不斷傳承,生生不息地發揚光大。
二、八卦、陰陽五行和元氣論
萬物有靈是原始人綜合觀察世間物象、進行邏輯思維的結果,是簡單的自然哲學,有低俗文化的特征。自殷商而周,這種理性思維的系統化、抽象化趨勢更加明顯。周貴族求神問卜,已經有了系統的理論。那種以陰陽二爻組合的卦象已被周人整理得有條有理。其文即八卦,其理即關于八卦的“經”與“傳”。匯集而成的這些卦象卦理,被稱作《周易》。在《周易》中,卦象的基本符號是“一”和“一”兩種,分別代表“陽”和“陰”,謂兩儀。《周易?象辭傳》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宇宙原始于太極,太極生發出兩儀,兩儀生出“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四象,四象再生出“八卦”,八卦分別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其象征意義為乾為天,主南;坤為地,主北;離為火,主東;坎為水,主西;震為雷,主東北;兌為澤,主東南;巽為風,主西南;艮為山,主西北。八卦以卦象對應自然界八種事物.以八種事物分析自然和人事。預卜吉兇禍福。這種將自然萬物的本原歸結為天、地、火、水、雷、澤、風、山八種基本原素的觀點,具有樸素的辯證觀念,我們的辯證法最初就從八卦中產生了。而后,周文王把八卦演繹成了六十四卦,做了一道很好的關于排列組合的數學題,使八卦易理更加豐富。其時,周文王被紂王囚于菱里。身隱囹圄而不墜大志,算得上一個優秀的陰陽家。
人類文化思想在演進的過程,應該受某種規律的制約.不然我們可以解釋世界各地關于世界本原的各種近似的理論?在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以前,即已把水、火、土、氣作為構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在古印度。地、水、火、風被當作世界的“四大種子”;在中國,最初顯然是把火、水、雷、澤、風、山作為世界的基本構成,天和地不算,因為天和地即世界的全部,這種觀點只是因八卦的再演繹才被復雜化,而不能與古希臘的元素和古印度的“種子說”相提并論,但隨之而來的陰陽五行論卻填補了這個空位。
最早闡述五行觀的著作是《尚書?洪范》,它比古希臘提出“水是萬物始基”觀點的泰利士早了幾個世紀。《洪范》所指五行,即水、火、木、金、土。這里,五行是五種感性物質材料,但它們又是上帝所有,是籠罩在神學帷幕下的原始宇宙觀。陰陽五行觀在殷周之際曾經是一種包含一定積極因素的社會思想,但戰國中期以后,它就被唯心主義所融化,而表現出極端的神秘主義色彩,其代表人物是鄒衍。
鄒衍(約公元前305年一前240年).戰國時齊人,他總結性地提出了“五行生勝觀”.并進而附會到社會歷史中去。鄒衍認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認為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這些都不難理解。但他說,我國歷史是按“五德轉移”的順序,完成從黃帝(土德)到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的更替的。那么,代火者必為水,下一個朝代必有“水德”。鄒衍就這樣把自然和社會兩種不同性質的事物一鍋煮了。
中國人一開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五行性質的分析上,并急于用它來解釋自然和社會,而不探索宇宙的始基和本源,這就注定最終走上形而上學唯心主義。在希臘人在元素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原子論.追求現象后面的本質.而中國的五行論則最終歸本于一個虛無飄渺的始基——氣。
“氣”的概念起源很古老,與陰陽概念相伴而生。周幽王時代的伯陽甫論地震就說:“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優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燕,于是有地震。”(《國語?周語》)這里“陽優”、“陰迫”的是指天地之氣,也就是陰陽二氣。氣的概念是五行這五種感性物質構成宇宙的觀察的發展。這正如在古希臘人提出水、火、土、氣“元素論”之后,還不能滿意,于是就造出了抽象一些的東西來。西方由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造出了“原子論”,我國則把五行的感性形式剝去,而統一于氣,使“氣”具有多種多樣的屬性。《左傳?昭公元年》醫和說:“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微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日陰陽風雨晦明。”《左傳?昭公廿五年》子大叔引鄭子產的話說:“則天之明,固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這里,五行和陰陽在氣的麾下結合成了一個體系,所謂“天六地五。數之常也”。一是宇宙統一的物質基礎;五行是多,是世界萬物中抽象出來的幾個大類,陰陽是氣內部的根本動力。
把陰陽五行和“氣”說推廣到醫學取得的成就,使人們把對中醫“氣”理論的批判成為禁區,好像這是賣祖,是傷中國人的感情的事。然而,中醫“氣”之理論,除了在辯證觀點上有可取之處外,真正經得起檢驗的又有多少呢?《內經》中說:“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足東南,故東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日:何以然?歧伯日,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則上明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留之。”這種觀點明顯已經走向形而上學的神秘主義。
氣和陰陽五行的宇宙運動模式是一種粗糙的系統論,這種系統模式支配中國人的思想幾千年,其科學之外的神秘主義成分,一開始就不安分.與科學爭奪思想陣地。當近代中國科學技術停滯之時,神秘主義更是大行其道,無孔不入。所以,陰陽五行理論中的神秘主義成分的泛濫和中國近代科學的停滯是互為因果的。此間,陰陽五行已成為命運的代名詞,淪為星相占卜、迷信和偽科學的理論基礎將中國古代“氣”理論發揮得淋淳盡致的,是道家的元氣論。元氣論自太極陰陽說發源,經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佛教傳人和儒學復興幾個階段,歷數千年而綿延不斷.成為與“仁學”平分秋色的兩大思想觀點。五四運動時期,仁學和氣說均遭批判,代之以民主和科學。但是,作為一種曾經于哲學、天文學、醫學等領域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氣論”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今天在氣功養生之術上,我們難道還看不出神秘主義的陰影嗎?
三、從“天人合一”到神學
天人合一的觀念源遠流長,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天人合一的觀點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期盼和諒解。人們敬畏自然,更祈盼與自然和諧統一。天,既是自然,又是人類命運的主宰。人,既可以能動地適應自然,又必須被動地順從命運。
“天人合一”觀念成熟于先秦。孔、孟、老、莊都有這種觀念。及至漢代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含義已由強調“天”“人”的認同和和諧發展到“天人相通”而感應的有機的整體的宇宙圖式。董仲舒所詮釋的“天人感應”將人的主觀能動性去除,代之以人對“天”的臣服和順應,這和他的“獨尊儒學”觀點一樣,是為統治者的統治服務的思想工具。董仲舒之后,東漢王朝的經典《白虎通》更以神秘主義的形式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子至尊也.精神與天地相通。”但是,西漢儒學早在其地位獨尊之時,即已潛伏著危機。兩漢儒學“天人感應”的宇宙觀,在今文經學家那里被逐漸推衍為神學。
神學在西漢末年大為流行.再經東漢的白虎觀會議,這種神秘主義思潮變為了官方的意識形態,“經學”失去了學術價值并讓位于“緯學”,跌入了迷信的泥淖。
魏晉時期,玄風獨振,社會潮流又涌向注解《老》、《莊》、《周易》的玄學。“三玄”以“有無”為命題,才摒卻董仲舒的“天命論”儒學觀點.又進入了道家哲學的玄機中。
魏晉以降,至于明清,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了佛教的傳人和儒、玄、釋、道的抵觸和和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宗教斗爭,一開始就是在溫和的氣氛中進行的。這可能得益于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優良傳統,另外,中國的宗教從來沒有達到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以教行政的那種顯赫地位,因此,在中國偽科學史上,找不到西方中世紀教會對科學、或者對巫術的迫害那樣的驚心動魄的一頁。中世紀教會對科學的恐懼和仇恨來自于對他們篤信的宗教的自尊,因而他們不惜用火刑來對付與《圣經》理論相左的科學家。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許正是壓迫愈烈,反抗亦愈烈。教會對科學的壓制使科學發生了更大的反作用力,隨文藝復興而來的科學的勃興大大地推動了人類進步的進程。給世界帶來了近代科學的春天。
那個時候,中國人正研究“天”、“理”和“太極”,中國出現了宋明理學家、心學家。程氏兄弟要人們“滅人欲”以“存天理”;朱熹在全國各地行政講學,告知人們:“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陸九淵創心學,提出“心即理”,心是宇宙的本源的命題;王守仁拾起陸九淵的心學命題,卻道:“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倡導“知行合一”。那個時候的思想界沉緬于對宇宙的理性思辨的氛圍里,有點沉悶,有點老氣橫秋。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如江海,有波峰浪谷。對于一個固守在城墻之內的民族一個時期的落伍,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尊神祭祖的有神論,八卦和陰陽五行的宇宙觀、元氣論、“天人合一”、神學,等等。當一個民族的群體意識最終成為時代更上重樓的阻礙時,另辟蹊徑尋找科學的世界觀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辦法隨后的開眼看世界,隨后的馬克思主義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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