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高校學生權利保障機制的建構論文
隨著我國第四次修憲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概括性條款入憲，中國進入了權利時代，如何重視和保障權利已成為新時代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題。在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變革背景下，高教管理領域的法律現象已體現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現象，高校大部分教育行政關系逐漸轉變為民事活動關系，產生諸如涉及高校自主權、學生受教育權、獲得公正評價權、學生人身財產權、教育行政關系等的各類教育管理糾紛，此間更多涉及教育界和法學界關注的高校學生權利保護問題。從國內外高等教育領域考察來看， 美國通過強化立法管理本國教育事務，在對涉嫌違紀學生進行調查、處分時采用陪審團制的準司法程序來處理;國內學者秦惠民教授認為，高校與學生之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而是特別權利關系的公法關系;學者張紅偉、陸在春認為應正視權利和權力的本質區別，用相對獨立的權力維護學生權利，指出了教育管理糾紛本身所固有的特殊性對于糾紛解決手段多元化和糾紛解決機制的創新性。上述論說更注重對學生享有的權利進行系統梳理，對權利文化背景下高校教育主體和大學生多元化主體權利保障問題研究則欠深入。而在高教管理體制變革下，高等教育發展要實現從培植精英理想到法律訴求的邁進，須建構以學生主體權利為核心的新的權利秩序，從高教領域法權關系維度考察權義主體法律關系，構建并推進以國家法治與高校自治共為基礎的多元化主體權義保障機制。
一、高校學生權利保障及其法理證成
在法學界，對于“權利”概念的界定較為復雜且存在著諸多分歧，主要有自由說、意志說、利益說、法律上之力說、尺度說、法律原則說等六種學說。本文對其定義為: 權利是為社會或法律所承認和支持的自主行為和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表現為權利人可以為一定行為或要求他人作為、不作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質利益或精神利益。所謂高校學生權利，實質是反映在法學上的、由法律確認和保護的全部利益。但從權利運行過程來看，高校學生權利實現并非由應然權利(應有權利)、法定權利和實然權利(現實權利)總構成。在高校行政行為中，管理主體無法賦予亦不排斥學生主體應享有或應獲得的權利，高校很難成為應然權利保護的另一方主體。但作為權利對應的義務主體，其義務履行程度則會成為學生享有或獲得權利的重要判斷，因義務履行標準存在現實隱匿性和模糊性，學生實際享有或獲得的實然權利與法律保護程度存在差距。而作為高校學生的法定權利則是由各法域立法加以確認的應然權利，反映在現實中則是由法律確認和保護的學生全部利益， 具體表現為學生享有的、由高校承擔保障責任的各種形式的法定之權。
當前我國教育法學研究重心已移向教育相關主體權利和義務問題，但隨著高校組織體系、經費和管理制度的體制變革， 高校學生承載著受教育者、教育投資者、教育消費者等多重主體，其在高等教育管理行為中的權利關系已涉入民事、行政和刑事等各法域，由此法定權利下的應然權利已成為非依法律規定并經法律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的重要構建，而權利主體對應的義務人及其義務履行同樣涉及利益受損時國家保護及權利救濟保障問題。在高校教育管理關系中，學生權利保障缺位將產生直接的權義糾紛，糾紛解決程序和保障體系建立直接反映出教育管理規則對權利主體和教育秩序的正向引導。在高校管理體制下，教育行政主體組織調控與權利保障機制之運用對調適高校學生主體關系、權利價值取向具有必然的、合理的重要程度。高校主體權義糾紛與保障問題不應限于某一單一的機制之中。因此，對高校學生權利保障問題應從不同解紛機制建構、程序方式、價值理念等方面考察，合理體現“行政性”與“準司法性”的社會表達，并實現糾紛調解、行政裁決與權利保障的真正契合，這對于推進高教管理體制變革， 實現高教管理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具有現實的價值本質和功能。
二、高校學生多元化主體權利沖突及其困境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高校權利文化是我國高教管理體制變革新形勢下的根本任務和高等教育優先發展的重要基礎。高校學生是集“國家公民”、“受教育者”、“消費者”和“高校主體”等四種基本身份于一身[7]的社會成員，其在國家公法關系上、教育法關系上、民事法關系上都是具有主張權利或是權利依附的當然主體。高校學生主體權利是以受教育權解決多元化權利保障的法律邏輯，當前學生權益糾紛與沖突問題的實質，是沒有完全確立尊重學生主體地位、真正恢復并保障學生主體權利的高等教育觀，這些主體權利沖突可歸納如下：
(一)高等教育法律關系上主體權利沖突
我國《高等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第三十一條規定：高等學校應當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 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由此可見，我國最高位階法律對教師開展教學活動中教育關系的學生主體身份進行了法律確認，但因高等教育關系具有社會公益性和管理權利性，這種雙重性多以考量高校公共教育職能為共性，對個性的學生主體權利會因強調“義務本位”而被忽視，具體表現為在入學、退學、處分過程中未經法律或法定授權程序而使受教育權被剝奪這一問題，如“被虛假”招生、按地域范圍限定招生數、考試作弊被開除、患病被作退學處理等，實質都為學生平等受教育權的學籍權沖突。
(二)高等教育教學關系上主體權利沖突
高校是相對獨立的人才培養系統，學生均按照特定教學模式接受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保持教學多樣性則體現的是我國《教師法》、《高等教育法》等相關法律賦予教師的教學自主權問題，教師行使教學自主權與學生享有教學關系上的主體權利是互為因果的，這取決于教師教學自主權的法律規定和實質履行，如通過選擇不同教學方法、內容、方式、評價等實現教育關系上的學生主體權利，抑或學生獲得自我選擇優勢可允許選專業、選課程、選教師等，即是恢復和確立其主體地位的基本表現。現實中因專業填報、轉學轉專業、課程設置、教師資源缺乏等限制瓶頸產生的無可更改、無可選擇以及對學業非客觀公正評價等問題，都體現為學生求知需求與教育資源短缺的非常態沖突，而為滿足學生教育消費需求的義務必然是主體之權利。
(三)各類法律關系上主體權利沖突
在提倡法治文明和依法治國背景下， 高校與學生形成的隸屬型、平權型法律關系正趨復雜，如何解決這些互為主體的法律關系則體現依法治校的基本方略。學生作為獨立合法的權利主體，一是與高校形成公法上的.法律關系，即公法確立學生為接受高等教育的法權主體，高校則為履行高等教育的義務實施主體;二是與高校形成具有特殊屬性的教育行政法律關系， 立法確立高校可“依法自主辦學”、“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實質是賦予高校合理性原則基礎上的獨立行政權。學生實為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教育關系下可享有對教育權益、現實利益請求教育行政主體保護之權利，如申請獎(助)學金、申訴異議處分、獲得公正評價、學歷(學位)證書以及就業推薦等方面的教育權益;三是與高校形成多元的民事法律關系，這與普通的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不同，凡法律作出的高校承擔民事責任的各類侵權行為和規定，均區別于普通的典型民事法律行為，如高校教育主體履行教育義務、開展教育管理時發生因健康、名譽、隱私等人格權的沖突，因直接或間接侵犯學生財產權的沖突等。
高校學生享受教育權利，是一種法律上可以主張的財產利益，受到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而從國家法律對公民受教育權保護以及對教育行政關系、教育合同關系的規范性考量， 高校與學生因教育、管理問題產生的矛盾沖突并未緩解。當前學生各類權益沖突的實質是未真正樹立尊重學生主體地位，要恢復并保障學生主體權利的高等教育觀，唯有突破“義務本位觀”束縛，通過權利文化建構高校新型權利秩序，推進主體權利與高等教育公平價值理念的均衡發展，建立保障學生主體權利的高等教育制度體系和救濟機制。
三、高教管理體制變革下學生權利保障機制的建構
實質上，對高校學生權利保障所依重的立法規范、規則程序以及訴訟解決方式與現有高教管理體制、權利文化缺失、“重實體、輕程序”等固有觀念息息相連，這種多元化權利沖突是教育行政組織和多元社會關系的權利和義務相結合的現實存在，須以高等教育關系權利主體向高教領域主體權利研究為轉進，建構高校學生的法治權利保障機制。
(一) 重構高教管理體制下權利文化價值體系——主體權利至上
高等教育對文化的培植構成了社會文明的重要元素，而權利文化是以保障公民權利為核心基礎而形成的社會文化， 作為建構社會法治文明的基石，其最終以實現權利本位的價值體系為圭臬。中外各種權利學說無不體現“以人為本”，而強調人的實然權利的保障與享有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目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變革新形勢下，高校培育學術文化、制度文化乃至權利文化，最根本、最突出的前提是強調權利人應獲得主體地位。在高等教育法權關系中，教師是參與其中并提升社會道德水準、維護教育法治秩序的重要主體，社會團體和組織須依賴教師“本位”構建起健康穩固的教育環境，更要“以教師為本位”來實現“以學生為本位”。新法治時代背景下權利文化所倡導的“以人為本”即是構建以學生為本的高等教育體系，高校學生是構成高等教育領域各類社會關系的最大主體，其他諸如高校法人、行政管理者、教輔人員實為最大限度地保障學生權利的服務性主體，法律賦予學生任何權利的實現和沖突須以維護權利主體利益至上性為原則，以協調和調適高等教育主體社會關系和權利保護的現實需求。
(二)實現教育教學過程中主體權利保護——多重權利集合
除了上文所述的《高等教育法》第九條和第三十一條的規定，我國《教師法》第七條規定：教師享有進行教育教學活動，開展教育教學改革和實驗的權利。這些規范性法律條文是對教育關系中接受教育的學生主體的法律確認。在高等教育教學過程中， 必須體現教育屬性和民主平等的權利精神，雖然高教領域中學生的主體性是確定的，但在教育過程中其權利保障問題極易被忽視。學生主體權利與受教育權主體是具有不同法律內涵的兩個概念，學生主體權利包含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受高等教育者的所有權利，而受教育權主體分為受教育者(權利方)與實施教育者(義務方)，大學生在高等教育過程中具有的主體權利，是通過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而獲得的其他各項權利，且與構成受教育權核心內容的學習權、教育請求權、平等受教育權等權利位階和基點不同。從法社會學角度分析，這種教育關系具有社會公益性和個人權利性。為履行高等教育公共服務職能，由具有教育行政組織的高校實施社會公共服務，培育學生成為自我發展主體、獲得權利保障主體的認知，則為法律視角賦予的教育過程中多層面、多元化權利的集合體現。而在教學關系上如何定義學生主體權利的邊界，實質是區分學校與學生產生教學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問題。因高校教育培養系統具有獨立性， 多年承襲特定的學科、專業教學模式，學生不具有主體優勢和地位，由此排除了教育合同關系中學生自主選擇和權利申張的法定需求，如在選擇高校、選擇專業、選課(選修學分)、選教師、課程設置、轉學等方面無法突破限制瓶頸。從權利義務主體關系考察，一方主體須履行的義務則為另一方主體的權利，高校教育教學關系中， 須切實恢復學生主體地位并滿足其教育需求，才能真正保障學生教育消費與高校教育資源沖突下的多元化權利。
( 三) 維護多元化法律關系上學生主體權利——權義秩序平衡
高教領域法權關系主要體現為教育行政關系、教育民事關系兩大類。雖在法律關系上主體雙方各自享有權利并履行義務，但雙方權義配置體現為管理與被管理的隸屬型行政法律關系和平權型民事法律關系。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高校具有“依法自主辦學”、“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行政權力，學生作為行政相對人對應獲得的教育權益、可得利益具有請求行政主體保護的權利，即在行政法律關系上與高校形成請求權關系。我國《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五條至五十八條、《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條分別規定學生有申請獎(助)學金和助學貸款、獲得公正評價、獲得學歷(學位)證書、對異議處分申訴等多項權利，亦包括獲得榮譽稱號、學業評價或就業推薦等方面的現實利益。因此，學生對高校合法制定的新生錄取、退學、授予學位和發放畢業證等管理規則有義務服從， 但對未按照法律法規制定的學籍管理、教學評價、學業成績、學位(證書)授予文件以及剝奪學生獲得公正評價的違法行為具有依法排斥權利。相對人請求權行使應以教育主體職責范圍和義務為限， 如上述合法權益和利益受侵害或阻礙，學生可在法律授權范疇內尋求權利救濟。
高校是維護和追求全社會公眾教育利益的享有國家公權力的教育主體，其行使高教管理職權具有強制或支配力量，故而易催生高校管理權擴張或因規則缺失的管理權縮減，使高校管理行為失卻合法性與正當性。公權是服務于私權并調整私權社會關系和矛盾的，因此具有公權執行屬性的高校規章不得對涉及學生私權領域的內容作出限制性管理規定， 管理處罰文件中不得隨意作出對異性交往、戀愛、通信、婚育等私權問題干涉或侵害的規定;禁止剝奪學生合法、有限度的網絡言論自由權，尤其對高校公權力部門限制人身自由的問詢、調查可予排拒并依法訴訟維權。總之，高校管理規章應避免調整國家法律規定的學生享有的其他權利，以消弭高校公權力介入私權自由領域的現實沖突。
高校與學生除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隸屬關系外，我國《教育法》規定高校享有其他民事主體的各類民事權利， 而學生繳費注冊與學習教育權利、繳納住宿費與住宿安全權利、食堂刷卡消費與飲食安全權利、在校學習與人身安全權利等都是典型的民事主體法律行為，實質體現了高校與學生具有教育合同與民事合同的雙重法律關系，但并非普通的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其權利義務設定形成的法律關系屬于平權型民事法律關系，因此高校在組織教育教學、開展教育管理過程中，因主體違法行為侵犯學生財產權或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隱私權等非財產性權利，高校均應按民事歸責的過錯原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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