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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吉利根婦女關懷倫理學述評論文
吉利根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關懷倫理學的先驅。其代表作 《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在西方社會產生廣泛影響,被稱作當代女性主義理論的經典論著。在研究中,吉利根發現很多婦女習慣于限制自己的聲音,這導致了不利的后果:不但使男性聲音傳達的文明永久化,并且使女性與自我分離的生活秩序永久化。在傾聽婦女的過程中,她探討了女性的聲音與內在力量、道德的關系,描繪并強調了婦女的聲音在維持和改變父權制社會中的決定作用。
吉利根 《不同的聲音》一書建立在三種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即:大學生研究、流產決定研究以及權利與責任研究。她通過訪談的形式考察眾多女性的自我和道德概念,探索她們對道德沖突與選擇的體驗,并循著這種體驗描繪女性心理與道德發展的軌跡。吉利根以女性體驗為基礎建立起關懷倫理學,使人們能聽到女性對自我、關系的描述。她對婦女的體驗和理解擴展了人們已有的成熟觀念,指明了發展真理的背景特性。通過這種研究,使我們反思前人描述的成年發展與開始認識到的婦女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能形成對人類生活與發展的更富有活力的理解。
一、關系的意象
在追求社會平等和公正的過程中,人們努力消除性別歧視的同時,社會科學重新發現了性別差異。長久以來,人們習慣于通過男性的眼光看待生活。吉利根審視了發展理論家的觀點,將婦女的聲音帶進心理學理論,重新建構起男女兩性的對話和女性心理學說。
發展理論家對男性意象的設計,可追溯到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圍繞男孩在戀母情結高峰期的體驗建立了性別心理發展的理論。由于女性在前戀母情結時期對母親依戀的強度和持久性,以及她們發展上的不同,弗洛伊德強調,婦女 “表現得不如男人那么具有公正感,對承受生活中重大緊急事件的準備差些,她們的判斷更為通常地受到喜惡感的影響。”[1](PP.257-258)喬多羅以其積極而直接的說明取代了弗洛伊德對婦女心理消極和演繹性的描述:“女孩具有更堅定的基礎,像體驗自身一樣去體驗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女孩并不像男孩那樣有區別地體驗自我,她們更連續性地與外部對象世界保持關系,而且也從不同的方向發展自己的內在對象世界。”[2](P167)
男女對于關系,尤其是依賴性問題的體驗尤為不同。對于男孩和男人來說,分離和個性化與性別認同有著重要的聯系,與母親分離對于男性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對女孩和婦女來說,女性表現或女性認同并不取決于與母親分離,或個性化的過程。因此,男性傾向于在關系方面遇到困難,而女性傾向于在個性方面出問題。與男性相比,形成女性生活特征的,體現在社會相互作用以及人際關系方面的特征,不僅構成描述上的不同,而且在心理學文獻把兒童和青少年發展的里程碑看作是以不斷分離為標志時,也成為發展上的不足。依照定義,婦女在分離 上的不斷失 敗也意 味 著 發 展 上 的 失敗。[3](P5)
V.伍爾夫認為, “女性的價值觀顯然通常有別于男性一直倡導的價值觀。”[4](P76)在19世紀的婦女小說中,看到 “一種略微地偏離直線的觀念,以 及 在 服 從 外 部 權 威 中 對 他 人 觀 點 的 改變。”[4](P76)在20世紀婦女的判斷中,人們也能看到對他人觀點以及價值觀一如既往的服從。婦女尋找或公開講出自己體驗的困難不斷地以資格證明和自我懷疑的形式出現,而且也暗示著一個劃分開來的判斷———迥然不同的公共評價和私人評價。
伍爾夫批評婦女的服從與混亂來源于女性力量的價值觀。婦女的服從不僅源于她們的屈從地位,也源于其在道德上所關心的東西。對他人需要的敏感,承擔關懷責任把婦女納入并非自己的聲音之中,導致她們以他人的觀點作出判斷。因此,以判斷的分散和混亂顯現出來的婦女的道德劣勢無法與婦女的道德力量,即關系和責任勝于一切分開。不情愿作出判斷或許本身就是對他人的關懷和關切的表達,而在婦女心理發展的過程中,充滿對他人的關懷和關切以致忽略自身的需求,這便是人們通常認為婦女心理發展成問題的地方。
在心理學的權威理論對婦女體驗的真理性視而不見的同時,這種體驗也解釋了他們發現一個難以追溯的世界,即婦女體驗一直難以描述,甚或難以察覺的原因就在于關系意象變化帶來的解釋問題。從男女幻想與思考的主題得出的等級制和網絡意象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建構關系的方式,并且與不同的道德觀和自我觀相聯系。
在缺乏這種語言的情況下,妨礙心理學家理解婦女體驗的解釋問題也在于婦女沒能表達出自己的體驗,以及表達扭曲等問題。當網絡的相互聯系隨著關系的等級秩序而消除時,當網絡被描述為危險的陷阱,阻止戰斗而不是對危險的防護時,婦女越發對自己已看到的東西是否存在,以及從自身體驗中認識到的東西是否真實等產生疑問。這些問題并非作為有關實在和真理的抽象哲學推論提出,而是作為婦女自我意識中的自我懷疑而提出,這便危及到她們知覺行為的能力,以及承擔責任的意愿。
因此,根據婦女自己的關系意象重新解釋她們的體驗,不僅澄清了這種體驗,也為人類的關系提供了非等級制的視角。當關系以等級意象來建構時,既站不住腳,在道德上又成問題,而當它們轉變為網絡意象之后,便把不平等的秩序變成相互聯系的結構。但是,等級制和網絡意象的力量,它們的情感刺激,以及在思考中的再現表明這兩種意象都體現在人們的生命周期中。不平等和相互聯系的體驗固著于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中,因而產生了公正倫理學和關懷倫理學,建構了人們關系的理想———盡管存在著力量差異,但仍有將自我和他人被同等對待的憧憬,這些不同的憧憬以它們之間的緊張關系反映出人類關系體驗的一個似非而是的真理———我們僅僅是在與他人的聯系中把自己認作是分離的,只是在他人與自我的區分中來體驗關系。
目前,男人們慶賀的對中年生活中親密關系、關系以及關懷重要性的發現是婦女一開始便認識到的東西。然而,由于人們一直把婦女的知識看成“直覺的”或者 “本能的”,把解剖學功能與她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所以心理學家也總是忽視描述這種知識的發展。吉利根在研究中發現,婦女的道德發展集中于對這種知識的說明,并且由此描繪出兩性生活中心理發展的關鍵線索。這一道德發展的主題不僅為人類發展文獻中觀察評價性別差異時反復出現的模式提供了最終解釋,而且也[文秘站－中國最強免費！]突出地說明了為什么婦女發展的本質和意義如此之久地含糊不清,并被蒙上神秘的面紗。婦女發展難以捉摸的神秘性在于她認識到依戀在人類生命周期中的持續意義。
婦女不僅在人際關系背景下定義自己,而且也根據關懷能力判斷自己。婦女在人類生命周期中的角色一直是養育者、關懷者和幫助者,是這些她輪流依靠的關系網的編織者。但是,當婦女由此而承擔起關懷的使命時,男人們卻在自己的心理發展理論中 (就像他們在經濟上的安排一樣)傾向于怠慢和貶低這種關懷。當對個性化和個人成就的專注進入到成年階段和成熟期,與人的自主性等同起來時,注重關系就成為婦女的弱點而不是人類的力量。[5]
布勞維曼、沃格爾、克拉克森和羅森克蘭茨關于性別角色模式的研究報告指出,被認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獨立思考的能力、明確決定的能力、對行為負責的能力———是同男性結合在一起的,人們無法把它們想像為婦女自身的特點。這些模式也表明當女性在男性領域中處于工具能力的狀況下,歸為婦女的表達能力———愛與工作之間的分裂。[3](P15)吉利根認為,這些模式反映了本身就失去平衡的成年概念———對個性化的自我分離的贊美勝于對與他人聯系的贊美,更傾向于自主的工作生活而不是愛與關懷的相互依賴。
二、自我與道德
歷史上婦女的性別把她們束縛在被動的、接受的而不是能動的位置。避孕和生育等事情只有通過抑制她們自身的性欲望才能得到控制,這或是一種否定,或是一種犧牲。當弗洛伊德把 “眾多婦女在智力上無可置疑的劣勢”與為 “性別壓迫所必需的思想壓抑”[6](P199)聯系起來時,他看到這種犧牲也包含著婦女在智力方面的代價。
哈恩對大學生的研究以及霍爾斯坦對青少年連同他們父母進行的三年研究都表明,婦女的道德判斷與男人不同,她們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與移情和同情相聯系,并且關系到對與假設困境相反的現實困境的解決。[3](P72)然而,只要根據從男性研究中得出的標準來評價發展,與男性標準背離就足以被視為發展上的失敗。因此,婦女的思考通常被等同于兒童的思考。
倘若從婦女的道德判斷中得出發展標準,首先就有必要審查一下婦女在道德領域的建構是否借助了一種與男人不同的語言,以及在定義發展時它是否為一種同樣有價值的東西。其次就需要尋求婦女有權利進行選擇,并因此愿意通過自己的聲音來講話的空間。
當節育和流產成為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時,選擇的困境構成了婦女生活的核心。因此,傳統上定義婦女認同,形成她們道德判斷的那種關系不必再從她們的生育能力中獲得,而成為一個由她們自己作出決定的問題。從性別依附關系的被動與沉默中解放出來的婦女能夠同弗洛伊德一道發出自己所想的是什么的疑問,并能通過自己作出明確的回答。但是,當社會可以公開地確定婦女有自己的選擇權利時,這種選擇權的實現也導致她本人與女性習俗的沖突,這尤為體現在把道德美德等同于自我犧牲上。盡管在判斷和行為中,獨立見解被視為成年的標志,婦女在關懷和關系方面作出的判斷以及由他人作出的判斷更應當成為成年的標志。
因此,自我與他人之間的沖突成為婦女道德問題的核心,這也導致一種困境,它的解決需要婦女與成年之間的協調。在缺乏這種協調的情況下,道德問題不能得到解決。 “好的婦女”通過逃避來掩飾決斷,以僅僅強調滿足他人需要來否定責任,而“壞的婦女”在自我欺騙和背叛中放棄或拋棄束縛自己的承諾。準確地說來是這樣一種困境:同情與自主的沖突,德性與權利的沖突;女性的聲音在以自己的努力解決這一沖突的過程中重申了自我的權利,并以一種沒有人受到傷害的方式來解決道德問題。[3](PP.73-74)
當一個婦女考慮是否繼續懷孕或者流產時,她就是在思索一個影響自己和他人的決定,直接面對一個至關重要的傷害他人的道德問題。既然這個決定最終是由她作出的,因此她就要對這一決定負責,這就明確提出以往對婦女來說最成問題的判斷問題。現在人們對婦女提出的問題是,她是否愿意中斷這一生命趨向———這是一個一直以來把自己埋沒在依賴的被動中,同時又把關懷責任強加于她的問題。因此,流產決定深入到女性理解力的核心,深入到J.迪戴恩所稱的 “女性不可協調的差異———一個人潛在的最深層的生命感覺。籠罩著血腥與生死的黑暗世界”[7](P14),這個決定也關系到成年人的責任選擇問題。
正像形成婦女道德判斷的習俗不同于男性一樣,女性關于道德領域的定義也背離了從男性研究中得出的定義。女性把道德問題建構成關系中的關懷和責任問題,而不是建構成把她們在道德思考方面的發展同責任和關系理解上的變化聯系起來的權利和準則問題,如同公正的道德概念把發展與平等以及互惠的邏輯聯系起來一樣。因此,關懷倫理學的邏輯基礎是一種心理上的關系邏輯,它與那種表明公正探討的形式邏輯形成對比。
在流產決定的研究中,吉利根從婦女判斷對“自私”和 “責任”這類語言的反復使用揭示出三種道德視角,顯示了關懷倫理學的發展次序。這個次序的第一種視角集中在為確保生存而對自我的關懷,隨后出現的第二種視角將之前的判斷批評為自私。這種批評表明責任概念產生了對自我與他人聯系的新理解。它包括對這種責任概念的解釋,及其與母性道德的結合,這種道德試圖對依賴者和不平等者進行保護。從這一視角而言,善等同于關懷他人。然而,當他人被合法化為婦女關懷的唯一接受者時,排除婦女本人則帶來了關系中的問題,便引起了第二次視角轉折的失衡。按照習俗定義與關懷的等同,由于自我與他人之間不平等的不合邏輯性,導致了女性對關系進行重新思考,并且努力去消除自我犧牲與女性美德習俗中固存的關懷之間的緊張關系。第三種視角集中在關系動力上,即通過重新理解他人與自我的關系,消除自私與責任之間的緊張關系。關懷則成為自我選擇的判斷原則,并且在心理上依舊關注著關系與反應,但它卻在譴責被利用和被傷害方面成為普遍化的東西。因此,隨著人們對關系心理的理解愈加充分,自我與他人就日益分化,對社會相互影響的動力的把握也就不斷深化,這就昭示著一種關懷倫理學的誕生。由此可見,不斷積累的人類關系知識的倫理學圍繞著一個核心發展,即自我與他人是相互依賴的。對于這種聯系的不同思考方式,或者說理解這種聯系的不同方式標志著三種視角及其轉折階段。按照這一次序,相互聯系的事實表明一種反復出現的、關鍵性的認識,即正像暴力事件最終要摧毀所有人一樣,關懷行為最終也增強了自我與他人的力量。
關于流產決定的研究說明婦女對道德問題的不同建構———根據沖突著的責任看待道德困境。這一建構包含一個三種視角的發展次序,每一視角都代表著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更為復雜的理解,每一轉折都對自私與責任之間的沖突做出關鍵性的重新解釋。婦女道德判斷的次序從最初對生存的關切發展到對善的關注,再到把對關懷反省性的理解作為解決人際關系沖突的最有力的指導。流產研究證明婦女在建構道德領域時責任與關懷概念具有重要意義。在她們的思考過程中,顯示出自我概念與道德概念的緊密聯系,以及最終對于一種擴展了的發展理論的需要,這種理論在思考中應包括而不是排斥婦女的不同聲音,這種包括不僅僅是為了解釋婦女的發展,而且也為了理解兩性成年道德概念的特點和先兆。[3](P111)“危機暴露性格”,婦女在思考關系和責任過程中所描述的變化也表明:責任和關懷能力是通過一個連貫的情感和思考次序來發展的。當婦女的生活與經歷同她們的情感和思考交織在一起時,對個人生活的關注便逐漸地打上了 “自私的”標記,并同生活關系中的 “責任”對立起來。責任于是變得與對他人的反應———妨礙自我承認的反應混淆起來。但是,關系的真理性在對關系的重新發現中再現,即自我與他人是相互依賴的,不論生活本身的價值如何,它都只能通過關系中的關懷來維系。
三、權利與判斷
斯坦頓曾說: “自我發展是比自我犧牲更高的職責。最能阻止和妨礙婦女自我發展的東西就是自我犧牲。”[3](P138)早期女權倡導者把自我犧牲和奴隸制等相等同,主張婦女像男人般發展將有助于增進普遍幸福。因此,在婦女運用自己理性的過程中,也開始強調社會關系中的責任。這種理性的運用以及婦女試圖控制自身狀況的努力在19世紀后半葉導致了各種社會改革運動,從禁酒和維護公共健康的社會凈化運動到更為激進的自由戀愛和節育運動,并且所有這些運動都與要求選舉權緊密聯系。實際上,自我犧牲的倫理與權利概念直接抵觸,而權利概念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一直支持著婦女對于公正地分享社會正義的主張。
但是,進一步的問題出現在權利道德———在支持個人權利要求時消除了 “自然紐帶”的道德———與責任道德———把這種要求編織到關系網中,通過表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而模糊了自我與他人區別的道德———之間的緊張關系。當代婦女描述的道德沖突集中于權利概念在婦女道德發展中的作用。這些沖突通過作為婦女道德關注核心的責任倫理 (把自我置于關系世界里,并且產生關懷行為)出現的次數來表明它的持續性,同時也表明由于承認權利探討的公正性,這種倫理是如何發生變化的。
權利概念,以及構成自我與他人是平等的公正觀念基礎的假設對激情與責任的對立,以及道德等同于無私的理想提出問題。權利概念的引入對自我犧牲和自我否定道德提出挑戰,在對自我否定的懷疑論提出質疑,以選擇意識去代替天真幻想的過程中,她們努力把握權利的本質含義,把自我利益看成是合法的。在這個意義上,權利概念改變了婦女的自我概念,允許她們把自己看成是更有力量的,并且正視自己的需要。當主張權利似乎不再危險時,關系的概念也從持續性依賴的契約轉變為相互依賴的動力。因此,關懷概念從麻木地不傷害他人的命令擴展為對自我和他人的反應性行為,并由此而保持住聯系。對人們關系動力的意識因此變成道德理解的核心,并且把心神統一于將思維活動和關懷活動聯系起來的倫理學中。因此,婦女權利的變化也改變了婦女的道德判斷,由于婦女認識到關懷自己同關懷他人一樣是道德的,公正與仁慈便協調在一起。女性主義者率先提出的公共領域包括婦女的問題在婦女心理方面便得到呼應。當對關懷的關注從不傷害他人的命令擴展到社會關系中的責任理想時,婦女也開始把自己對責任的理解看成道德力量的源泉。但是,權利概念通過把第二種視角加入到道德思考而改變了婦女的道德判斷,使其判斷結果更具包容性。
吉利根在研究中發現男女青春期體驗的認同和親密關系的差異,導致男女性別認同中形成分離與依戀的不同動力,男女的聲音也由此有代表性地講出不同含義的真理,分離角色的男性聲音定義了自我并為它賦予了權利,處于不斷發展的依戀過程中的女性聲音建立并維系了人類社會。在描述成年發展時,婦女的沉默也扭曲了人類發展的階段和次序。因此,吉利根打算部分地恢復失去的婦女發展的文獻,因為它們描述了成年早期的自我與道德概念。在著重于解釋男女之間差異的過程中,其目的是通過把兩性的視角包括進來擴展人們對發展的理解。她希望人們不僅有可能認識到在婦女發展中被忽視的東西,而且也知道它們在何處。長期以來,婦女處于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關系中。盡管婦女的地位從屬于男人,她們同時也被束縛在親密而緊張的成年性關系以及家庭生活關系中。因此,婦女的心理反映了兩方面的相互依賴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得以產生的道德可能性。所以理想地說來,人們可以通過觀察婦女來把握人們聯系中關懷與壓迫的潛在可能。[3](P181)
在從青春期到成年的轉折中,困境本身對兩性來說是相同的,是一種正直和關懷間的沖突。但是,由于探索視角的不同,這種困境導致人們承認相互對立的真理。這些不同的視角反映在兩種不同的道德意識中,因為分離被權利倫理證明是正確的,而依戀則通過關懷倫理來支持。權利道德根據平等來斷言,集中體現在公正的理解上,而責任倫理依賴于公平的概念,承認需要的差異。當權利倫理成為一種尊重平等的體現,對自我和他人的權利要求進行平衡時,責任倫理則依賴于產生同情和關懷的理解。因此,標志兒童與成年時間跨度的認同與親密關系的呼應通過兩種不同的道德表達出來,它們的相互補充便是成熟的顯示。婦女不僅以不同于男性心理的歷史步入了中年,面對這個時期在愛和工作上有著不同可能性的社會現實,而且對人類的關系知識也有基于自身的不同體驗。既然這種聯系的現實是通過婦女的體驗而不是自由的契約提供的,她們便對反映出自主性以及控制局限性的生活獲得了一種理解。結果,婦女的發展描繪了一條不僅是更少暴力的生活道路,而且也是通過相互依賴和關懷走向成熟的道路。[3](P185)
吉利根不僅注意到婦女的沉默,而且也注意傾聽她們講述的困難。婦女的不同聲音體現出關系倫理學的真理,關系和責任之間的聯系,以及在聯系失敗情況下攻擊性的起源。她認為人們之所以看不到婦女生活不同的現實,聽不出她們的不同聲音,一方面是根源于這種假定,即只存在著一種社會體驗和解釋方式。通過提出兩種不同的體驗方式,我們更為復雜地再現人們的體驗,這種體驗看到男女生活中分離和依戀的真理性,以及認識到這些真理如何通過不同的語言和思考方式來獲得。若想理解責任與權利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何保持了人類發展的辯證性,就要看到這兩種最終聯系起來的不同體驗方式的完整性。當公正倫理依據平等———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同樣對待的前提發展時,關懷倫理也依據非暴力的前提———沒有人應當被傷害來發展。在成熟的表現上,兩種視角都應集中于這樣的認識。公平與關系的對話不僅對兩性關系提供一種更充分的理解,而且也給出成年人工作和家庭關系的一幅更為完整的圖景。
吉利根的理論具有革命的意義。以往人們對自我和關系的界定僅僅采取了一種方式———以男性為主體的界定,并把男性的自我和關系當成整個人類的自我和關系。而道德問題不僅依賴于移情或傾聽他人,也取決于有一種聲音和語言,能學習和采納他人的語言與觀點。以往男人們認為,如果遵循蘇格拉底的箴言認識了自己,他們也將認識婦女。婦女則認為,只有在認識他人的情況下,她們才能逐漸地認識自己。因此,男女在策略上的不謀而合不僅使婦女無法表達自己對關系的體驗,也圍繞著一方的沉默建立起了等級制的關系———男人不知自己已同婦女失去聯系,婦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聯系。吉利根以女性的體驗為基礎建立起一種關懷倫理學,讓人們聽到婦女對自我和關系的描述,從而突破差異等級邏輯,使父權制下等級制的道德關系變為人與人互相依賴的平等的關系。質言之,她并不想打破父權制下的公正倫理,而是希求用關懷倫理來修正和補充它。
每個生命都需要關懷。關懷倫理學是對西方社會以男性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倫理學和心理學傳統的挑戰;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下普適的公正倫理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緊張關系的緩和;是對西方心理學理論強調攻擊性、分離性和防御性,強調自我和個人權利而忽視人與人之間的責任、關懷與情感,貶低女性價值的批判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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