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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過程的三種主要人格及功能論文
從社會學角度看，人格表示個人行為表現的統一性和固定性的配合形式。中國社會變遷之際，理性人格、市場人格、中性人格分別成為在理想層面、現實層面、潛在層面對民眾發揮重大作用的三種主要類型。本文擬從具體的人格特性分析入手，揭示三種人格對現代化影響的復雜多樣性。
一、理性人格及二重杜會功能
理性人格是以符合理性規則和效率準則為基礎建構生活模式的個人行為特征。它是伴隨近代西方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思潮盛行而發展起來的人格類型，并逐漸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支配性人格。改革開放后，中國人重新認識到現代化的含義及影響，產生出對理性的傾慕，渴望具備理性人格特質。
第一，自主性
實行農業大包干，推進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國人的人格自主性創造了產生的契機。隨后，中國知識界廣泛介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沖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引起年輕一代的傾慕，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人格自主性對社會現代化的積極功能，一方面是釋放個體潛力，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另一方面是誘導民眾意識到主體對社會發展的責任。因為，自主性不僅意味著個體的權利，而且意味著個體對自己行為后果負責。中國改革開放十多年的實踐，促使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人格自主性，逐漸發展成為健康、合理狀態。據北京市青少年研究所1992年采用隨機抽樣，調查3438位對象的結果，青年對改革過程的參與，自主性增加，而被動性、盲目性減少:37.08%的青年認為“參與改革是自己的責任”，32.19%認為“改革有利于自己發揮才能和智慧”，18.96%認為“參與改革能改善生活”;4.45%認為“改革就是多掙錢”，2.70%認為“說不清”。①數據表明，年輕一代人格自主性的增強，促進了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事務中發揮主體性，為推動社會變遷作出貢獻。
然而，當代中國的人格自主性，是伴隨中外交流，受發達國家民眾人格影響而形成、發展的，在國內尚缺乏更有效的引導、教育對策時，它亦會產生消極社會功能。一種是自主性的盲目發展，與極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思潮相結合，就構成對健全人格的腐蝕，從而瓦解民眾作為現代化建設者的能量，另一種是雖有合理因素但卻超越社會條件許可的自主性，會引發偏激行為，客觀上干擾社會變革所需的穩妥性、有序性、成效性。尤其是部分民眾將自己的愿望強加于社會，試圖強行干預社會變遷的進程，在往造成社會混亂與災難。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有這方面的教訓，中國近年也因此引發了一些波折。所以，對人格自主性的增強不能放任自流。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利用人格自主性的積極功能，消除其負向功能，有效地實施發展規劃，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二，進取性
當代中國社會變革，不僅使人格進取性得以增強，而且促使其發生轉化。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之初，民眾的進取性亦很強烈，但那是屬于集體的進取人格，在初期能激發強大的創造力，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當集體機制穩定和值化之后，它就易于澳化為集體的依賴人格。“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現象就反映出了人格的扭曲。現代化的人格進取性，則是以個體為基本動力，轉問刺激個體對改造環境、改善生活、謀求發展的心理活力。中國改革以來，農村生產責任制和城鎮企業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政策的施行，都有利于激勵經營者、生產者的個體進取性。
具體而言，人格進取性表現為兩種含義。一種是為利益而進取;另一種是基于利益又超越利益的進取。但是，由于單純利益動力的局限性，民眾的講取椒合出現負向功能。一是純粹利益支配的進取精神難以持久。改革初期，中國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高漲，生產效率明顯提高，而進入八十年代中后期，農民的進取性相對減弱或停滯。一般人往往將此歸結為客觀原因，如農業政策有失誤、農副產品價格偏低、農村流通渠道不暢、農業服務落后以及農村組織功能失調等。然而，主觀原因亦不可忽視，農民受“小富即安”心理影響，人格進取性受極大制約。一旦初步解決溫飽或小有積落就減弱生產積極性，更忽視變革性和創造性，轉向注重安排消費生活，農副產業投入降低，不愿主動改造農業生產條件、改善農業服務、擴大流通等。因而，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速度受到牽制。城鎮部分企業家、個體戶及其他經營人員，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創造一些財富，獲得較高收入后，就變為“及時行樂”，耗費積累，其進取性也發生質變。二是單純利益支配的人格進取性會導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由于滿足利益的資源和機會有限，陷于利益之爭而難以解脫，就會出現互相傾軋狀態，人格進取變成人蝕，對中國群體發展與社會現代化都形成降礙。
引導中國人的心態健康發展，需要塑造另一種既基于利益又超越利益的人格進取性。它是以獲取成熟感和證明自我價值作為創造經濟財富的心理動機。馬克斯·韋伯分析，“資本主義制度非常需要對賺錢天職的獻身，它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制度非常相配的對物質財富的態度，與爭取生存的經濟斗爭中的生存環境也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又著重指出:“象每一種合理的禁欲一樣，清教努力使一個人抑制感情，堅持他的永恒動機，特別是清教教導他的那些動機，并且按照這些動機行動”。②中國現代化建設，在吸收資本主義進步因素時，應注重這種以創造財富為自豪的人格進取性。當今民眾若合理超越個體微觀利益層面，產生對創造社會財富的獻身精神，就能夠發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助長、調節作用，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應。
第三，開放性
社會開放與人格開放是互為促進、相輔相成的。中國改革開放后，就有學者發現，注重表層社會開放與文化交流，忽視深層人格開放與心理融合，不利于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他們論證:“面向經驗開放是基于這樣一個經驗總結。即:現代人的人格不是一個靜態的完成了的結果，而是一個家態的不斷提升的過程，面向經驗開放能激活思維，卞富情感，提高應變能力、轉移角色能力和移情能力，這些均是現代人的人格必備的特質”。③因此，中國人利用社會開放的機遇，打破心態封閉，廣泛吸收世界各國有益因素充實自我，就有利于發展健全人格，成為現代化新型公民。
通過分析理性人格的主要特性，可發現這種類型具有二重社會功能。并且，作為源于發達國家而逐漸擴散到中國的人格特質，其傳播與移植過程又出現種種變形、扭曲。所以，我們不能將理性人格簡單地當作現代化的理想類型來提倡，而必須科學地分析和改造。
二、市場人格及二盆杜會功能
市場人格是指以獲取現實利益和經濟利潤為目標并建構實惠性生活模式的個人行為特征。它的直接來源是受歐洲近代重商主義影響，民眾長期在資本主義市場活動中形成的現實人格類型。不過，中國民眾的市場人格所摻入的另一類因素，是小農生產意識和手工業意識支配下的心態，在發展市場經濟初期影響著主體的行為，構成一些比較原始與落后的市場人格特質。這是中國人素質發展中所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一方面鼓勵人們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但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或價值取向上又貶低市場人格。具體地說，在實際上介紹了許多市場活動中成功的企業家、生產經營人員，但在教育宣傳中又只承認理想狀態的社會主義人格、現代化理性人格。這就造成民眾的復雜心態，即“致富光榮”的表層感受與具有市場人格羞恥的深層心理構成矛盾。所以，我們應該科學分析市場人格的復雜功能，揭示其對現代化進程的積極意義和重要價值，剖析它對社會的負向影響。
第一，竟爭性
中國民眾是在內外雙重壓力下接受競爭現實，形成競爭人格的特性的。一方面是承包制將個體推向利益竟爭的漩渦，另一方面是對外開放、國際國內互動使人所感受到外部競爭的沖擊。因此，個體之間競爭、機構之間竟爭、地區之間競爭、國際之間競爭、市場內與市場外競爭等等迫使民眾在尚未作好充分心理準備時就倉促應付各種壓力。北京市青少年研究所隨機抽樣調查發現，青年在回答“你認為市場經濟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時，55.9的青年認為是利益競爭關系;30.1%的青年直言是金錢關系，12.2%認為是互助關系，而有1.s%認為是等級關系。把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人際交往設想為競爭與金錢關系的占絕大多數。④這就說明，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面對復雜社會時，最明顯是感到競爭對生活各領域的強烈影響。
第二，精明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格精明性得到充分的體現。然而，在中國社會，由于小農意識、計劃保護意識、商品生產意識的交叉影響，民眾的精明性表現為三種狀態。一種是小農生產者的精明性，一其特點是注重消費生活而非生產創造。中國古代農民重消費輕生產、重節約輕創造的心態，已有許多學者研究，而這種現象延續至今，尤其在落后山區有普遍的影響力。另一種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精明性。它已注重通過交換活動而增值謀利，但并不善于開拓多種獲取盈利的渠道，更缺乏創造重大效益的魄力。中國改革至今，僅實現從小農經濟及計劃體制向初級市場經濟的轉變，商品生產規模小、水平低，生產力不發達。故小商品生產者的精明人格在這種社會最有影響力和滲透力。再一種是發達市場經濟活動者的精明人格。這在中國僅有很少的生產經營者具備，但它預示著現代化的希望。其特點是注重通過創造而盈利，通過擴大再生產而增加財畜，使個體富裕與社會富強真正實現有機統一。中國民眾需要培養的是這種人格精明性。
第三，實惠性
共體地說，人格實惠性就是將直接的、短期的、微觀的利益作為個體行為的動力和追求的目標。相比之于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的利益壓抑性、極左教條下的利益虛幻性，當前的實惠性有前兩者所不及的積極功能。中國的改革過程，屢屢受到來自左和右的干擾，但始終堅持并取得成效，民眾人格實惠性的支持作用不可忽視。
然而，人格實惠性的弊端，也產生了較嚴重的負向效應。我們可以從利益獲取和資金流向兩方面分析。在利益獲取方面，由于實惠性注重短期的、見效快的因素而忽視長期均、對群體或社會前途有益的因素，就助長了一些不良行為。最明顯如地方政府、企業、個體等的短期行為與投機行為。在資金流向方面，民眾缺乏生產投資熱情而轉向生活投資，其比重日益增大。這既有傳統文化影響，也受人格實惠性的制約。據調查，“盡管農民已成為農村中的投資主體。但是，這種投資及資本形成主要表現在非生產性項目上。1985年，農民個人投資總童中，僅住宅投資就占65.5%，而生產性投資比重只占26.8%。到了1990年，這種格局繼續強化，住宅投資比重高達14.1%，而生產性投資比重為11.3%。⑥可以看出，伴隨農民經濟收入的逐年增長，投入生產的資金比重反而下降，投入住宅等消費的資金比重加大。城鎮企業亦有類似的擴大福利津貼支出，減少生產積累的傾向。 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論證:市場經濟只是現當代最不壞的經濟形態，但決不會是人類最理想的經濟形態。同樣，市場人格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眾自然而然會產生的較不壞的人格類型，絕不是理想和完善的人格。在對中國現代化的主體一人的素質作理論分析時，我們應該看到，民眾形成市場人格有客觀必然性。它對社會發展的動力作用與對文明進步的侵蝕作用，是共同存在并互為交織的。由此亦可透視出中國人自身現代化的復雜性與艱難性。
三、中性人格及二孟社會功能
中性人格是一定時代、一定社會中具有極強的適應性而導向穩定有序生活狀態的個人行為特征。筆者曾指出忠厚樸實、謹慎謙讓、內向固執、樂天知命、忍辱負重、圓熟含蓄、委婉持中、忠孝順從、內省自反、各自相安、省儉蹲節、和平文柔等中性人格的特性。⑥本文限于篇幅，從中抽出最主要的三種特性，分析其獨特釣內涵及復雜功能。
第一，適應性
適應性是典型的中性人格特質，其正負功能在不同條件下分別體現。具體地說，它表現為對現存事物的適應、對變革過程的適應、對新型方式的適應三種形態。第一種，對現存社會環境與生活習慣的適應性，是中性人格惰性的體現，受到現代化論者的集中批評。從中國現狀看，民眾一般不會明顯抵觸或反抗變革趨勢，但卻以變形、扭曲的適應性去瓦解其沖擊力。第二種，對變革過程的人格適應性，是最有積極意義、值得現代化論者注意的因素。當今中國處于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化的波動時期，最艱難的并非打破舊體制(主要是經濟體制)，而是由舊體制向新體制過渡的曲折、反復、動蕩歷程，稍有不慎就會引起社會混亂或國家分裂。第三種，對未來新事物的適應性，是超前思維對人格影響而形成的因素。即民眾在受到各種新理想、新設計、新模式Ex，沖擊之時，不管自己享受與否、需要與否，都以適應"J心態去了解其內涵。中國改革，從承包制到初級商品經濟、進而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過程，倘若缺乏氏眾適應和認可的心態作支持，就難以取得至今的成功。所以，中國人雖然缺少對現代化的狂熱追求之情，但具有對新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自然適應優勢，是應該引起學術界重視的.
第二，柔和性
改革初期，曾對人格柔和性進行批評，認為它是與冒險、勇敢、進取、競爭等相對立，非現代化的特質。然而，隨著社會變革的推進和深入，人們既發現柔和性有頑強}1生命力和影響力，能不斷適應環境而在新時期仍制約個體行為，又看到柔和性對現代化進程亦有積極功能。首先，它促使民眾既競爭又合作，變內耗為內聚。其次，人格柔和性為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注人新因素，使人們在激烈競爭中仍能感到人世間的互諒、謙讓和溫情。再次，人格柔和性可使弱者產生力量，在逆境中追求成功。中國社會變革過程，總會有人成功和喜悅，有人失敗和憂傷。那么，能否經受挫折考驗，敢于發揮自我特長而堅韌地奮斗，就是人格健康與否晌標志。柔和性特質所體現的“至柔至剛”、“知其榮，守其辱”、“否極泰來”、“衰兵必勝”等精神，仍是鼓勵當今民眾奮發進取、圖強求勝的動力。但是，人格柔和性亦有負向功能，即當壓力太大、困難重重之時，就誘導部分民眾退縮和軟弱，放棄進取的機會。
第三，圓熟性
目前，民眾的圓熟性，表現在實際生活中，具有謹慎處事、善于周旋、建立關系網絡等特征，其功能和效應也異常復雜。
人格圓熟性的表現之一是謹慎處世。中國現代化的多次挫折，使民眾看到變革蛇艱難性，盲目行動的后果在微觀上是個體的努力招致失敗，在宏觀上是引起社會混亂。所以，他們選擇謹慎的改革與發展道路。人格國熟性表現之二是善于周旋。由于中國傳統影響深重，至今仍束縛民眾的行為，那么，學會利用現存社會機制的特點，應付環境壓力，并且使他人或群休支持自己的行為抉擇，就成為中國人的一種處世謀生技巧，在改革期間仍有較大影響。人格畫熟性的表現之三是建立關系網。中國現代化變革，對傳統“人緣關系”有一定沖擊力，但遠未動搖其根基。因此人們往往會利用各種方式，在不同層次上建立保護自我利益、支持自我發展的關系網。人格圓熟性的三種表現，在現實社會中極為普遍，正負影響都較大。那么，結合中國現代化的殊特性，對其進行改造、揚棄，就成為急迫的任務。
注釋:
①參閱浦傳忠《1992年北京青年調查報告》，載青年研究;1993年第2期。
②〔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46.102頁(黃曉京、彭強澤，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３魏磊《中國人的人格一一從傳統到現代》第22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魯通:《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北京青年報告》(《青年研究》，1993年第6期)。
⑤倪建平、趙龍躍:<C90年代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其對農業發展的影響》，(《經擠研究》，1992年第10期)。
⑥參閱譚建光《論中性人格及其現代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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