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論文

時間：2023-04-26 06:30:50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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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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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論文

　　【內容提要】

　　漢代銅鏡銘文中存在著不少七言詩。這些詩歌，不僅宋代以后的考古學著作時加收錄，而且，明人已經將其編入漢代文集中。考察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可以發現，不少詩歌句句押韻，其結構形式已相對固定，由此我們可以初步判定東漢以前七言詩已基本形成。

　　【文摘】：

　　先秦至六朝文學

　　漢代銅鏡銘文保存著大量的文史資料，深入研究這些資料，可以認識、澄清一些歷來頗有爭議的問題，比如七言詩的起源形成問題。

　　關于七言詩的起源和形成問題，學界說法很多，至今尚無定論。[1]，[2]，[3]，[4]從爭論的情況來看，涉及漢代的資料并不豐富，學者們多提及的是漢樂府《郊祀歌》中的七言詩句，以及張衡《思玄賦》系詞和《四愁詩》。那么，除了漢樂府《郊祀歌》中的七言詩句、張衡《思玄賦》系詞及《四愁詩》外，漢代還有沒有七言詩留存于世呢？

　　答案是肯定的。實際上，漢代有許多句句押韻的七言詩作品流傳下來，它們多保存在漢代的銅鏡銘文中。關于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在明代以前，只是作為古董文物記載的附庸，收入前人的相關著作中。直到明代以后，它們才被文人有意識地收入古代文集中的漢代作品序列中。深入研究這些情況，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七言詩的發展過程。

　　一、文物著作保存的漢代七言詩

　　最早注意到漢代銅鏡銘文中含有詩歌存在的是北宋時期王黼編撰的《宣和博古圖》，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四庫全書《重修宣和博古圖》，在卷二十八，它專列有“詩辭門”，收錄漢代銅鏡12面，根據后世資料記載，其中具有七言詩鏡銘的大致有：尚方鑒一（銘53字），尚方鑒二（銘35字），長生鑒（銘40字），仙人不老鑒（銘37字），青蓋鑒（銘34字），服羌鑒（銘28字）等。不過，《宣和博古圖》只有圖錄和簡介，并未錄出具體銘文。在“鑒總說”中，王黼只是提到：“至于銘其背，則又有作國史語而為四字，有效柏梁體而為七言”者。通過王氏圖錄析出銘文，則是后人的工作。

　　較早記錄漢代銅鏡銘文中七言詩具體詩句的是宋代姚寛。他的《西溪叢語》收載了不少古代文物，其卷上有云：“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蒂有銘云：尚方佳貢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明代楊慎在《丹鉛余錄》《丹鉛續錄》《丹鉛摘錄》（總稱《丹鉛總錄》）中，搜羅了為數不少的漢代銅鏡所載的詩體銘文，其中多首屬于七言體。

　　《欽定西清古鑒》卷三十九，收錄“漢尚方鑒”兩面，除了介紹銅鏡的文飾、形制外，還記錄了其銘文：七言詩各一首。并且，將它們與《博古圖》、《西溪叢語》、《丹鉛總錄》中所收內容基本相同的漢鏡銘文詩進行比較，指出異同。

　　錢唐倪濤《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一“金器題跋·漢尚方鑒銘跋”也載有一首七言詩鏡銘。

　　還有從書法文字角度收錄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者。如：長洲顧藹吉撰《隸辨》卷八載“騶氏二鏡銘”和“李氏鏡銘”。

　　當代文物著作亦有收錄漢代銅鏡七言詩銘文者。如朱劍心先生的《金石學》，采錄了五首漢代七言詩，其中有兩首不見于其他記載：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5]（P161）

　　角王巨虛曰有熹，照此明鏡成快意。上有龍虎四時置，長保二親樂毋事。子孫相息家富就，玄天毋極受大福。[5]（P162）

　　朱先生按語云：角王巨虛，言匈奴部落之大也。《后漢書·南匈奴傳》云：“其大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漢印有“四角羌王”、“四角胡王”。

　　這兩首詩，前一首反映漢代選官推舉制，詩風沒有其他作品古樸，好像是順口而歌。后一首反映漢朝與匈奴關系和睦。這應該是漢代七言詩相對晚出的作品。

　　而孔祥星、劉一曼兩位先生的《中國古代銅鏡》一書，收錄漢代銅鏡銘文十分詳備，詩歌方面包括三言、四言、騷體和七言體等。

　　十分重要的是，這些漢代的七言詩作品，并非僅僅見于文物著作，而是有大量的文物實物——漢代銅鏡保存至今，這似乎可以證明七言詩體在漢代已經比較成熟。

　　漢代銅鏡，全國各大博物館幾乎都有收藏。而今天我們確切可知的具有七言詩銘文的漢代銅鏡，中國歷史博物館就有不少藏品，僅僅根據楊桂榮先生《館藏銅鏡選輯》（二）、（三）介紹，就有七面以上，僅舉三例。

　　其一，“王氏博局四神鏡”（新莽），銘文篆書49字：

　　王氏昭鏡四夷服，交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谷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告后世樂母（毋）極。[6]（P215）

　　其二，“尚方博局四神紋鏡”（新莽），銘文篆書30字：

　　上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由（游）天下敖四海佳兮。[6]（P215）

　　其三，“新有善銅博局四神紋鏡”（新莽），銘文篆書64字：

　　新有善銅出丹陽，煉冶銀錫清而明。尚方御鏡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羊，朱雀玄武順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比金石如侯王兮。[6]（P216）

　　這三面銅鏡都是王莽時期的物品。楊桂榮先生還介紹了東漢幾件鑄有七言詩銘文的同類文物。

　　總而言之，盡管這些著作收錄了不少漢代七言詩，但并沒有給予這些詩歌獨立的文學地位，只是把它們看作是古董的附屬品。

　　二、明人收入文集中的漢代七言詩

　　最早把漢代銅鏡銘文中的詩歌收入古人文集中的，是明代嘉靖戊戌進士馮惟訥，他編撰的《古詩紀》共有一百五十六卷，盡管是在該書的最后一卷《別集第十二志遺》中收錄了漢代古鏡銘文中五首七言詩，但其進步之處，在于他首次承認了這些七言詩獨立的文學地位。這些詩，其實與楊慎《丹鉛摘錄》所收者基本相同。

　　《古詩紀》所收漢代古鏡銘五首七言詩如下：

　　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其二云：上方作鑒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

　　又六花水浮鑒：上方作鑒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又十二辰鑒銘曰：名言之始自有紀，煉冶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吉水，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缺一字）眾樂典祀，壽此金方西王母。

　　又一鏡銘曰：上方作鏡四夷服，多保國家人民息，寇亂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谷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吉后世樂無極。

　　后來，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的梅鼎祚所編《東漢文紀》卷三十二，也收錄了七首漢代七言詩：

　　尚方鑒銘一：尚方作鏡母（毋）大傷，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鳳玄武和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兮，宜侯王兮。

　　尚方鑒銘二：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比金石之國保。

　　尚方鑒銘三：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介石（下闕）。

　　尚方鑒銘四：尚方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谷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吉后世樂母（毋）極兮。

　　漢青蓋鑒銘：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安，胡虜殄滅天下陽，風雨時節五谷熟。長孫孫朔陽天。

　　漢長生鑒銘：調刻冶鏡日月清，明（刊闕）五得商羽聲，天地和合子孫成，常保夫婦樂長生。

　　漢清明鑒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另外，明代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卷四百四十七，亦收漢代尚方鑒銘七言詩二首。

　　三、漢代銅鏡銘文中七言詩的特點

　　閱讀這些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體詩歌，我們最深刻的感受是：

　　其一，它們絕大多數確實是句句押韻的七言詩。

　　分析《古詩紀》和《東漢文紀》所收錄的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如上列），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其中有些詩歌在今天讀來仍然是句句押韻。如《古詩紀》中第二首和第三首《六花水浮鑒》銘；《東漢文紀》中《尚方鑒銘一》、《尚方鑒銘三》、《漢長生鑒銘》。

　　有些詩歌在今天讀來似乎不押韻，但是，按古音是押韻的。如《古詩紀》第一首和《東漢文紀》中《漢清明鑒銘》，其韻腳是“陽”、“明”、“光”、“陽”，這里面，“明”似乎是個“異類”。可是我們查閱《說文解字段注》所附《六書音均表二·古十七部諧聲表》，發現“明”與“陽”諧聲，同屬“第十部”。

　　在《古十七部諧聲表》中，我們還可以查到：《古詩紀》中《十二辰鑒銘》，其韻腳“紀”、“滓”、“子”、“祀”、“母”，同屬于諧聲的第一部。這首詩中，只有“水”，不押韻。但是，“水”是一個借字。因為“辟除不祥宜吉水”，其“宜吉水”三字，從意義上是講不通的。至于“水”借為何字，還有待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作進一步的考證與研究。

　　而《古詩紀》所收第五首和《東漢文紀》之《尚方鑒銘四》，其韻腳似乎可以分為兩個系列：“服”、“復”、“熟”和“息”、“力”、“極”。在《古十七部諧聲表》中，雖然“復”和“熟”沒有查到，但是，“服”與“息”、“力”、“極”卻也是同屬于諧聲的第一部。

　　只有《東漢文紀》中《漢青蓋鑒銘》一首確實不押韻，其韻腳“服”、“安”、“陽”、“熟”相去太遠。這是銅鏡制造技術流入民間后，由坊間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匠改造的結果嗎？我們不得而知。另外，《東漢文紀》中《尚方鑒銘二》，其韻腳第三部的“好”、“老”、“棗”、“保”與“海”也有差別。

　　但總體而言，這些保存在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句句押韻者居多，出韻或不押韻者較少。

　　其二，多重復詩句，多重復篇章。

　　我們所見到的這些漢代七言詩，語句重復者頗多，更不乏重復篇章。事實上，漢代傳世銅鏡雖多，銘文主體內容卻大致只有幾類，只不過略改數字而已。根據《中國古代銅鏡》一書論述可知：一般來說，“尚方”銘最有代表性，可以說是其他鏡銘的源頭。“尚方”是漢代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屬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少府下有“尚方”。顏師古注曰：“尚方主作禁器物。”《后漢書·百官制》：“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銘文中大量出現“尚方作鏡真大好”、“尚方御竟大毋傷”、“尚方作鏡四夷服”等字句表明，制作鏡鑒是“尚方”的任務之一。[7]（P112）

　　《欽定西清古鑒》卷三十九考訂“漢尚方鑒”時說：“《漢書》少府官屬，有鉤盾尚方御府。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又《通典》：秦置尚方令，漢因之，銘詞尚方作，蓋禁物。”

　　錢唐倪濤《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一《金器題跋·漢尚方鑒銘跋》亦云：“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為之。……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制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為之。”

　　因此，尚方鏡最早原是宮廷所用器物，后來才逐漸走向民間。大約在西漢晚期到王莽時期，坊間就出現了大量銅鏡產品，其銘文種類繁多。有宣傳銅鏡質地的“善銅”銘、“佳鏡”銘，標明制造商姓氏的紀氏銘，標明制造年代的紀年銘，標明產地的紀地銘等。但其銘文主體內容沿襲“尚方”銘，沒有大的改變，只不過是將宣傳語及紀氏、紀年、紀地的字眼置換尚方鏡銘中“尚方”等字而已。[7]（P108～109）因此，鏡銘七言詩多重復詩句，多重復篇章。

　　其三，多字少字現象。

　　有些作品，似乎不是純粹的七言詩，往往有多字或少字的現象發生。如《東漢文紀》所收《尚方鑒銘一》多出“兮，宜侯王兮”五字，《尚方鑒銘四》多出“兮”字，《漢青蓋鑒銘》明顯少字。這是什么原因呢？考古學家說：銅鏡的銘文字數多少，是“根據鏡的大小而定，因常有省字，有時顯得文句不通”，“加字又顯然是為了補足布字不足的空缺”，有時，所加進的字，甚至“沒有實際文字含義”[7]（P68）。《金石學》也說，漢代銅鏡銘文，有的“以尚有余地，故贅此三字也”，有的“則以鏡小而不能刻全銘也”[5]（P161）。

　　很可能，當初尚方造鏡專供御用時的設計，是完整的詩句。后來銅鏡成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銅鏡的制造商，由于要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要，會擴大或縮小鏡的形制，又不想改變原設計的主體圖案，這樣，就會出現加字或減字的情況。因此，漢代銅鏡銘文中有的七言詩出現多字或少字現象，并不能成為判斷當時七言詩體是否規范的一個理由。

　　需要說明的是，漢代的銅鏡首先是專供宮廷御用的寶器，后來隨著冶金、鑄造、商品流通等工商業的發展才逐漸在民間流行。因此，銅鏡（特別是“尚方”鏡）的原始設計，是出自朝廷的尚方機關，而不是民間的工匠。因此，銅鏡上的七言詩銘文，并不是民間歌謠，而極有可能是出自宮廷御用文人的精心撰作。

　　綜合考察七言詩起源的傳說，再聯系漢代銅鏡銘文中七言詩的存在情況，我們似乎可以這么說，中國東漢以前，七言詩已經基本形成。

　　【參考文獻】：

　　[1]徐公持．魏晉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2]張松如．中國詩歌史（先秦兩漢）[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

　　[3]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張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6]朱劍心．金石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8]楊桂榮．館藏銅鏡選輯（二）[A].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十八、十九期合刊）[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9]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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