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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靜蕾，卵子與利維坦
央視新聞主動出面普法，說2003年國家衛生部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可全國現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其實是這么寫的：第十七條“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第十八條“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按照我的理解，這兩條里并沒有說單身女性不可以通過輔助生殖技術來凍卵。可衛生部讀出了這個意思，并明確剝奪了單身女性的凍卵權。
衛生部的解讀完全是錯的嗎？倒也不是，因為計劃生育法的字面理解可以有不同，但其微言大義的確是嚴控出生人口。可是，中國總和生育率實際上在1990年代就已降到人口替代水平以下，并居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2013年“單獨二胎”政策的出臺和許多人口學家對全面放開二胎的呼吁，正是基于極低的生育率會對整個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性影響。所以衛生部的上述http://salifelink.com法規遵循的是一個有著巨大慣性但未必合乎新形勢的法律。
退一步來說，即使生育率仍然不低，政府有權利阻止單身女性冰凍自己的卵子嗎？在是否生育和生育數量方面，政府權力和公民個體權利的分界在哪里？回答這些問題，先要意識到，政府直接干預公民避孕和生育數量是個相當晚近的發明。如，1959年時，有人建議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資助需要控制人口的國家，艾拒絕了，理由是這不是政府的責任。雖然在接下來的20年間，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推動本國開展了計劃生育，但像中國政府這樣通過立法嚴厲限制生育數量的，差不多只有中國獨一份。換言之，中國計生史實際上是政府權力擴展、公民個體生育權縮小的過程。
那么，是否政府權力應該從生育中完全退出、將其留給家庭決定呢？但,家庭成員的權力分配并非均等，所以仍需要國家以憲法為準繩，維護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只不過，在制定計劃生育法、輔助生殖技術法等具體法規時，必須遵守憲法。如，憲法關于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平等的條文實際上承認了生育和婚姻可以分離，那計劃生育法和輔助生育技術法規等就不能強制生育和婚姻捆綁。換言之，政府權力的擴張必須是受限制的，而且，憲法和其它法律也需要在與各個利益相關群體充分討論磋商的基礎上進行修改。
徐靜蕾們冰凍卵子的行為和需求，表明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變化。1、婚姻和生育在分離，既有徐靜蕾那樣有穩定男友但又堅持不婚者，也有渴望婚育但難以找到合適配偶者。2、人們更加看重婚姻的質量，寧缺毋濫；而且親密伴侶關系正在多元化，婚姻并非一定優于同居等其它親密關系。3、兒童利益的最大化，與是否父母雙全沒有必然關系，而是取決于是否有至少一位成年人充分地關愛兒童。
實際上，北歐早已開始了這些實踐。如，瑞典政府通過1987年頒布的《同居者法案》和《同性戀同居法案》、1994年的《伴侶登記法案》、2009年的《家庭法》等法律，對各種親密伴侶關系和家庭關系平等對待。為了兒童利益最大化，有權獲得監護人的足夠照顧，瑞典從1974年開始，在每個孩子滿8歲之前，不管孩子是由父母親生還是收養，也不論父母是異性還是同性伴侶關系、結婚與否、單身與否，其監護人可有480天的育兒假，而且其中絕大部分是帶薪的。正是由于各種親密伴侶關系和育兒關系均被平等對待，育兒勞動得到法律和經濟上的承認，所以瑞典兒童從小就生活于多元家庭中，并感受著監護人的足夠關愛。截止2014年底，每100名0-17歲瑞典兒童中，48人生活于注冊婚姻家庭內，23人生活于同居家庭中，18人與單親生活在一起，11人生活于其它家庭中。
徐靜蕾們的凍卵，這其實是政府權力與公民個體權利邊界的一個磋商調整機會，如何使利維坦這頭巨獸保護人而非吃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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