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農化 -社會實踐報告

隨著由農民負擔引發的 在全國各地頻頻發生，“三農”問題又一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所以會頻繁地發生涉農 ，是因為近年來農民收入持續減少，難以承受不斷增加的各種負擔。據測算，在農業成本不斷攀升的情況下，目前傳統的種植業已經無利可圖，加上我國加入WTO給農業帶來的不利影響，農民今后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一方面是收入的銳減，另一方面是沉重的負擔，兩方面的因素以夾攻之勢，加劇了農民和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要有效地避免 的發生，使農民和政府一同走出困境，根本的途經只有一條，那就是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這也是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 現有的各種增收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出路問題



為了使農民增收，政府提出并實施了諸如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推動農業產業化、大辦鄉鎮企業、調高農產品價格、減輕農民負擔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此外，幾十年如一日地興修梯田、水利，推廣現代農業科技，如提倡使用改良籽種和地膜等等，都是提高產量、增加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這些措施究竟能不能徹底解決增收問題呢？下面對此做一些粗略的分析。

1、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即由傳統的糧食生產，轉向發展多種經營，什么能賣錢就搞什么。目前，全國各地農村都在“壓糧擴經”，或者栽果樹，或者種蔬菜，從局部看，這樣做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收入。但是全國到處都這樣搞，長此以往，又會使農業產業結構趨同，出現新的失調。而且，產業結構應該是由市場來調節的，靠行政命令人為地調整，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眾所周知，烤煙的返還稅比較高，前幾年，好多地方基層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打著調整產業結構的旗號強迫農民種烤煙，對不種煙的農民進行處罰，一時烤煙種植面積和產量都翻了幾翻。但是煙草是國家專賣產品，煙葉不像蔬菜、水果那樣直接進入流通市場，而是只能賣給煙草公司，全國的煙廠就那么多，吞吐能力也就那么大，過多的煙葉煙草公司根本收購不了，結果大量的煙葉積壓下來，讓農民吃了很大的苦頭。可見，即使產業結構調整了，增收仍然受到市場需求的限制。

2、推動農業產業化。即通過創辦各類龍頭企業，形成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的產業鏈，以此增加農業的邊際效益。創辦龍頭企業需要大量的資金，但是目前農業剩余幾近于無，而農民又不具備足夠的融資能力，因此龍頭企業難以大量涌現。計劃經濟時期靠政府出資建立起來的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越來越難以存活，如果農產品市場需求不旺，公司無利可圖，就只有倒閉或者轉產，脆弱的產業鏈也就會被無情地掐斷。從全國產業化發展形勢來看，走這一條道路是十分艱難的，目前只有少數比較發達的地區形成了產業化雛形，對于大多數邊遠農村來說，實在還沒有條件走這樣的一條路，因而也就談不上通過這條途徑，來大面積地增加農民收入。

3、發展鄉鎮企業。無庸諱言，鄉鎮企業在發展初期，確實吸納了不少農村剩余勞動力，成為農民增收的一條重要渠道。但是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一批管理薄弱、產品粗劣和缺乏資金、技術投入的企業被淘汰了，而另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經過改制、改組和改造，由勞動力密集型逐漸轉為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這樣不僅不能大量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反而還不斷地向外排斥著農民工。從近年來鄉鎮企業放緩吸納以至排斥農民工的現實來看，這一條增收渠道已日漸堵塞。隨著市場競爭的進一步加劇和技術的不斷進步，也由于農民工在整體素質上的天然低下，能夠大量吸納農民工的鄉鎮企業，不會再有產生和存活的土壤與氣候了。

4、提高農產品價格。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多次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價格和實行農業補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保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加入WTO，農產品價格最終要由市場來調節，而不能再由政府依靠行政命令來確定了。單從價格來看，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生產成本遠遠低于國內，因而國際市場糧食價格遠遠低于國內市場，這樣我國的傳統農業便完全喪失了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期望通過糧食價格上升來增加農民收入，在今后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嚴峻的現實是，加入WTO之后，發達國家的大宗農產品，會以低廉的價格沖擊國內市場，造成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進一步大量失業和破產，這對于農民增收來說，無異于是雪上加霜。所以 說，入世后他最擔心的是農業。

5、減輕農民負擔。農民負擔問題的實質是農民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國家干部職工相比，一個農民一年的現金收入，只是國家干部職工一個月或兩個月的收入。國家干部職工月工資超過800元才征收個人所得稅，而農民卻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就承擔了各類稅賦，兩者的收入和負擔相比之下過于懸殊。而且，國家干部職工還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以及其他顯性與隱性的社會福利，而農民不但沒有任何福利待遇，還承擔了國家干部職工不用承擔的好幾種費用。例如，在城市里辦學、修路由國家財政負擔，在農村卻要由農民自己掏錢。近年來通過精簡鄉鎮吃“皇糧”的人數和稅費改革試點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緩解一下尖銳的矛盾，并沒有徹底改變農民的命運。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不解決，不縮小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國家干部職工之間人為造成的差別，農民就不會從經濟上徹底翻身，減輕負擔也就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愿望。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現有的增收途徑不過都是權宜之計，在局部或者一段時間內可以讓農民增收，從長遠看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出路。目前所搞的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只是農業系統內的一種微調，并不能使農業本身發生革命性變遷，更不會改變一、二、三產業大格局。從全國來看，我國農業產業化的程度還比較低，絕大多數農村都不具備實現農業產業化的條件，而從事產業化的這一部分農民，從數量上看也不會超過農村勞動力的10％，因而所有單純就農業抓農業的辦法，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出路問題。



二、 農民從事非農產業已經成為增收的重要或主要渠道



仔細考察一下近年來農民取得收入的主要途徑，就會發現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政府一直致力于農業本身的發展來解決增收問題，但是農民的大部分收入尤其是現金收入，卻來自于非農產業。這種結果實在是政府當初所沒有預料到的。

農民的大部分收入和大部分農民的收入，來自于非農產業的一個標志，便是每年都在城鄉之間洶涌彭湃的“民工潮”。

之所以會出現“民工潮”，首先是因為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據測算，我國農村目前大約有4-5億勞動力，而現有的耕地有一半人甚至僅有1億人經營就足夠了。大量剩余的勞動力為了擺脫隱形失業的困擾，只有到城市去打工，估計每年出外打工的農民在8000萬到1億之間。據了解，在一些傳統農業仍然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外出打工，有的村甚至所有的精壯勞動力都外出打工了，出外打工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越是自然條件嚴酷的地方，越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地方，農村剩余勞動力便越多，出外打工的人數也就越多。

其次是外出打工已經成為農民謀生的一條重要以至主要渠道。目前，農村土地的承載力已經達到了極限，農作物產量的增長也接近了極限，過多的勞動力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只能勉強維持溫飽日子，無論如何都不能完全解決花錢的問題，這種情況促使農民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掙到錢。據了解，許多地方的農民從打工途徑取得的收入，已經占了人均純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農民收入中的現金基本上都是由打工得來的。

三是農村中比較富裕的農民大多數都從事非農產業。作為弱質產業的傳統農業，投資大、回報低，市場需求又不旺，并且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侵蝕，因而單純靠農業并不能使大多數農民迅速富起來。目前，農村中相對比較富裕的農民，一般都是靠從事二三產業致富的，他們或到城市里從事建筑業，或者憑一技之長做生意，或者利用交通之便搞運輸，總之，手中的錢大多數都是從農業之外得來的。綜觀中國大地上相對富裕的村，或者位于城郊、交通要道，占據著有利的地緣優勢；或者靠近煤田、礦山，占據著豐富的資源優勢；或者地處風景名勝區，占據著獨特的自然優勢，總之，這些地方都具有發展二三產業的良好條件。由于這些地方除從事農業之外還有更廣闊的出路，加上這些地方的農民一般都要比別的地方的農民見多識廣，頭腦靈活，具有從事二三產業所需要的基本素質，因而他們便比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先一步富起來了，甚至有一部分農民還住上了洋樓、坐起了轎車。而那些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只知道在一畝三分地里刨食吃的農民，是連想也不敢想能過上這樣的日子的。

綜上所述，由于農業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局限性，目前農民從農業本身已經不能得到豐厚的收入，而在農業之外卻廣泛地開辟了增收的渠道。



三、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實現非農化



既然僅僅靠發展農業并不能徹底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而且農民目前的收入主要來自于非農產業，那么可以得出這樣一條結論：農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農化。

的確，20多年來農村改革的實踐已經表明，只有大量地轉移農村勞動力，才能從根本上緩解“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矛盾。由于生態環境惡化與非農項目大量占用土地，我國耕地每年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目前，我國農村戶均承包耕地僅7畝多一點，其中14個省區人均耕地低于1畝，更有6個省區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5畝，可以說我國土地的承載力遠遠超過了極限，其生產資料功能已經嚴重退化。與耕地減少相對應的是，農村人口卻一直處于膨脹之勢，由建國初期的4億增加到現在的9億。據測算，目前農村有5億左右的勞動力，而從事農業生產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勞動力，這就是說農村剩余勞動力尚有2-3億，這么多的人如果都留在農村而找不到出路，不但不能解決脫貧致富的問題，而且還會影響到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矛盾，不僅使我國農業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而且還拖了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后腿。因此，只有把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出農村，只有讓更多的農民脫離傳統農業，才能從根本上緩解人與地這種深刻的矛盾，才能為留在農村的那一部分農民開拓相對廣闊的生活空間。

不僅如此，農民只有大量地從事非農產業，才能加快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步伐。現代化的標志之一，是具有較高的城市化水平，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相當低，城市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0％左右，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要實現城市化，必須改變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即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大幅度降低，第三產業就業比例相對提高，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應該超過一二產業就業的人數之和。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一般都達到60－70％；不少發展中國家，三產就業比重也在40％甚至一半以上。第三產業是城市新遷入人口的最佳流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出路，就在于從事第三產業。只有大量的農民進城從事了第三產業，才能從根本上緩解目前十分突出的農業就業矛盾，加速實現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綜觀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過程，無不伴隨著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由農村向城市大量轉移，中國要實現現代化，舍此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勞動力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在目前農業出路十分狹窄的情況下，單純地在農業內部調整產業結構，只有局部的效應，不會從根本上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產業結構的調整要放在大產業格局中進行，也就是不斷地降低第一產業的比重，千方百計地發展第三產業，使一、二、三產業的結構趨于合理。

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目前許多城市已經陸續拆除面向農村人高筑的壁壘，許多不合理的收費和限制被相繼取消，農民在城市里就業和創業的環境比以前寬松多了。但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還沒有得到當地政府應有的關注，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還處于自發和無序狀態，這一部分農民還沒有進入農村基層政府日常管理的范圍，屬于被忽視或遺忘了的一部分人。在一些農村基層組織及其負責人看來，農民一但外出打工就脫離了管轄的范圍，他們的喜悅憂愁、成功失敗與自己關系不大，因而對他們在外面的生活和生產不聞不問，甚至當外出打工人員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而四處求助時，也不能給他們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應有的關心。事實上，外出打工人員相對于城市人來說，仍然在知識、能力、經驗等方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因而打工時常常面臨著巨大的環境和心理壓力，至于被工頭欺騙，被老板克扣工資，人身安全沒有保障的事也時有發生。

鑒于以上情況，農村基層黨組織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給予外出打工人員以足夠的關注，把對他們的管理和服務納入日常工作的范圍。首先要從精神上給外出打工人員以熱情的關懷，積極鼓勵他們到外面的世界去開拓生存和生活的空間。農民放棄經營土地外出打工實出無奈，并非不務正業或不熱愛家鄉而從農村“逃亡”了。因而當地基層組織不能在政治上歧視他們，也不應該在管理上遺漏他們，而是應該適應時代發展的大趨勢，引導他們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鼓勵農民不再當傳統型的農民。其次要通過建立一些中介組織，為外出打工的農民提供信息咨詢等方面的服務。目前，城市勞動力就業市場形勢瞬息萬變，外出打工人員由于信息不靈而常常對行情缺乏了解，或者一窩蜂地涌向某幾個大城市，或者一起流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總之，外出的盲目性比較大，這樣便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損失。農村基層組織應該針對農民外出打工信息不靈的問題，利用政府部門擁有的媒體、技術和信息資源，建立一些能夠進行勞動力市場行情分析、預測的中介組織，及時地給外出打工人員提供信息咨詢，讓他們在外出打工時減少盲目性。再次要通過政策、法律和各類專業技術的培訓，不斷提高打工人員外出謀生掙錢的能力和素質。應該利用冬春農閑季節、外出打工人員普遍返鄉的時機，把他們組織起來進行多方位的培訓，要把以往主要針對農村黨員干部的培訓，擴大到對包括打工人員在內的農村主要勞動力的培訓。針對外出打工人員常常遇到勞動合同糾紛、人身權利遭到侵犯等實際，對他們進行有關法律常識、政策的培訓和教育，讓他們學會運用法律的工具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要求他們在打工過程中遵守國家的法律和法規。針對一部分外出打工人員缺乏應有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要對他們進行一些實用技術的培訓，使他們能夠由主要依賴體力獲得報酬逐漸向依賴智力轉變。要深刻地認識到，只有真正提高了農民的素質，轉移和減少了農民，才能最終富裕農民，使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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